杂剧的成熟以及与散曲的关系

《杂剧的成熟以及与散曲的关系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杂剧的成熟以及与散曲的关系【内容提要】元杂剧的成熟必须具备外部条件，因为这是杂剧产生的土地。但一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却有其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南宋起，雅文学渐有俗化现象，而俗文学如戏曲小说渐渐壮大，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至金代，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曲，迅速发展成熟，确立了庞大的北曲音乐体系，这一音乐体系被戏曲家接受，成为元杂剧的音乐载体，而其文体形式———散曲，由于功能的多样化，也很容易演变成剧套，成为戏曲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剧曲。作家常把个人的思想感情介入其中，甚至超越人物的身份与性格，有很强的参与意识，而形成“角色置换”现象，即作家借人物之口抒己之情。这与作家的文体意识有关。由于剧套

2、与散套的文体特征基本一致，作家在谱曲时，与散曲的抒情功能纠缠，因此产生这种“置换”现象。【关键词】北曲音乐体系散套剧套两条线索角色置换为什么戏曲在元代成为当时文坛的一支生力军，而开创了我国戏曲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其实，就今天所流传下来的南曲戏文《张协状元》来看，其情节、角色、戏曲形式等要素已相当完备，可以说宋戏文比元杂剧成熟得更早，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为什么非要等到元代，戏曲的发展才能形成大气候，出现一大批优秀作家，流传下一笔厚重的戏曲文学遗产？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同时也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学者们在论述元杂剧的繁盛时，常强调社会因素，尤其突出元代发达的城市经济对杂剧繁盛的影响。这固然

3、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若以城市经济而论，则南宋的城市，无论在规模、人口、经济发展水平，都要超过北方的城市。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大都路户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人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至元七年抄籍数），南宋时杭州九县人口为一百二十四万（《咸淳志》记载）;而到了元代，杭州路户为三十六万八百五十，人口一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至元二十七年抄籍数）。还可将元代南北城市作一比较：晋宁路即平阳路，是杂剧艺术很发达的地区，其户为十二万六百三十，人口二十七万一百二十一;与之相应的南方城市扬州路，户为二十四万九千三百六十六，人口一百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九十。可见南方城市经济确实要比北方更为发达。但是，元代城市经济

4、的高度发达，却具有与宋代不同的特点，随着蒙古帝国疆土的不断扩大，贸易和交流外向化，十分活跃。这就成为戏剧发展特别肥沃的土壤。金元之交社会动荡十分惨烈，百业凋零，民不聊生，而戏曲的发展，与诗词不同，诗人可以“横槊赋诗”，战乱中往往会产生一批天才诗人。戏曲的发展却需要一种“太平景象”作为孕育的土壤。元统治者在立国之后，实行了一系列安抚政策使经济渐渐复苏。这种相对安定的局面，使广袤的土地上，农村、集镇的人们在节庆、祭赛时请戏班子演出。虽然城市经济的恢复与繁盛，北方仍不如南方，但元代商业经济的外向性发展已成规模，外国商人深入到各大城市，交流意识与商业意识不但成熟，而且逐步深入人心，推动了演出的商业化

5、，深入到社会的基层，其结果正如夏伯和《青楼集志》所言：“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形成全国性的商业演出网。再则，南宋朝廷因为废教坊，为欢庆节日或有外国来朝，需要应酬，常调集民间艺人进宫供奉，事前需由宫内派员指导;而艺人们也常以“御前供奉”为荣，不自觉地打上“官”印，被官方一定的需要、一定的程式所影响。这对商业演出是有一定约束力的。所以比起宋代来，元代的戏剧商业化发展更为自由。说到元杂剧兴盛的原因，总要涉及到元初废科举一事。王国维说：“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他的结论其实源于元明人，但对后世学人的影响却很深。不过也早已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

6、孙楷第先生就认为此说只可用于延之前。之后，又有些学者更认为元代有不少对儒士的优惠政策，而且统治者尊重儒学：孔子的封号上加“大成”二字，科考试“明经”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等等，似乎这个原因不能成立。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元代废科举对元曲创作是否有影响;二是元代士人的处境，包括仕途出路究竟如何。对于这两个问题，应该历史地、变化地看待它。元初，在耶律楚材的极力主张下，曾举行过一次考试，虽然当时轰轰烈烈，过后却没有什么结果，中式者没有被当朝合理使用。之后一直不行科考。当时士失所业，有愤懑之气，寄于词曲，是很自然的。有的人因此“隐于市”，托身书会，或根本出于“稻粱谋”而成为书会才人，以此为生计之

7、所出，应该是有的。所以科举长期不行，确实是戏曲作家队伍壮大的原因之一。延重开科举，但科分蒙古、色目与汉人、南人两类，各有不同要求（这当然体现了当政者的苦心），而且后来还有停科举的情况，应该说元代科举制是很不完善的。所以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说：“至于科目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也。”他的话有过激之处，但是元代“仕进有多途，铨衡无定制”确是事实。姚燧《牧庵集．送李茂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