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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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在”的幽灵

2、第1内容显示中　一1941年，埃里希.弗洛姆发表了他的《逃避自由》。这本剖析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的惊世之作震憾了整整一代人，到现在，它仍然以其依附于对人的存在境遇的精神分析而一次次地走进社会控制体系所营造出的恶梦之中。14年后，即1955年，他又在他的名著《健全的社会》里设想了一个这样的“逃避自由”的情境：“如果我们西方文化中的电影、广播、电视、体育赛事和报纸停办四周，这些主要的逃避途径被切断，对于被抛回到必须依靠自身力量的状态的人们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1]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3、这个问题无疑是很令人兴奋的，但我们先搁置。让我们先设想一下：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照镜子，我们经常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样子，不管只是看到脸，还是看到全身；那么，我们是否一直对镜中的自己熟视无睹，还是某天突然产生这样一个怪诞的想法：这镜子里的人是我吗，那一坨肉，真的是我吗？也就是说，在一瞬间，我们是否对镜中的自己有陌生感？而在平常，我们当然是不会有陌生感的。我们的眼睛习惯了投向外部世界，即使是镜中的自己，也成了一个“对象”。这个对象与我们审视、观察另一个人，或一头猪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镜中的自己在我们的认知

4、和理解模式中早已经过物化（对象化）而变成“在场”的“他者”了。在这里，我们并不与自己产生一种归属感的联系，因而那个作为客体的“我”，显然是在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的自我系统之外的。在这种状态下，至少我们可以确定一点：我们的存在本质上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折射出社会所强加的各种信息指令、认知模式、理解形式、精神结构的幽灵。这是一种“被造”的状态，我们倾听的不是自己的呼唤，而是社会和他人的声音。为了“形象”，我们确实经常照镜了。但是，我们仅仅是通过镜子这个媒介，来观察并美化镜中的作为对象的自己。

5、作为一个对象，那一张脸，那一坨肉，并没有为我们打开通往我们的存在的大门，让我们与自己在黑暗中相会。照镜子虽然是一个私人性的行为，但我们对自己的观察和美化却遭到了处于“隐身”和“匿名”状态的权威的评价，并由此获得意义。这样，我们照镜子的习惯性行为就被纳入一个模式化的、被社会所编码的社会观念行为系统之中，本质上已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这个与我们的存在内核相隔离的系统中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我们竟然对镜中的自己有陌生感，而且我们竟然想追究这种陌生感的，那么我们立马就会陷入恐惧与焦虑之中。这意味着，我们从社会中取得

6、的存在属性遭到了怀疑，那些用以规范、界定我们的存在的身分角色在一瞬间都消失了，我们挣脱了既定的社会文化模式，开始了与自己的独处。而在一个我们的存在属性只剩下了社会属性（所谓的“人是机器”）的异化的社会环境里，我们与自己的独处实际上就是与存在的虚无化进行艰难的对话。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此不难想像：我们会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造成了我们与自己进行独处的一切。我们不敢审视、倾听、触摸自己。我们无法在一个从未被规定的、从未被纳入我们惯常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的时刻进入我们的存在困境，因为它将摧毁我们赖以生活的意义。现

7、在，已经是我们回答弗洛姆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了。当然我们是自作聪明。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弗洛姆不过是卖了一个关子，对于这个假设将出现怎样的情景，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了。因此，虽然这个问题通过我们的经验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无法成为一个问题，但恰恰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逻辑基点，让我们注意到了它是如何在精神分析学家的视野里捕捉到了我们的命运。在进行了设问后，弗洛姆马上作出了说明：“我坚信即使在这一短时间内会发生成千上万的精神崩溃事件，很多人会陷入极端焦虑的状态，与被临床医学论断为‘精神病’的症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停用了减缓

8、社会形式之痛的麻醉剂，社会的疾病就会暴露出来。”[2]　我们马上可以补充的是：人的这种仰赖于各种麻醉剂而显得“正常”，离开了这些麻醉剂便马上显出精神病症状的困境用弗洛伊德的学生兰克的话说就是用社会文化构筑的“人格系统防止了人的精神崩溃”，而用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r.d.莱恩的话说，就是人已经从“精神分裂性”走向了“精神分裂症”。二20世纪的精神分析的发展是一条从个体的临床疾病出发，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再到人的存在本体，最后到与宗教神学交融的过程。还在固守精神分析的生理学与环境学基点的弗洛伊德本人后期已经认

9、识到：不仅个体能得病，而且社会也能得病，这是一个“文明”的普遍困境，因此说白了，精神分析治疗患者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将他从个人的不幸引入生活的普遍不幸”。从这个洞见出发，弗洛姆、霍妮、苏利文、埃里克森等人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病理学研究，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不仅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而且同时是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并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弗洛姆与他们不同的是，这种悲观更多地是关于人的解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