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學」名義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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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宋「新學」名義考論以王安石為核心的北宋新學學派，近年來正日益受到學界的重視。就其對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影響而言，新學當然無法與同時代的理學相比，然而，在北宋中後期，借助政治權力的庇佑，新學一度成為官學，其地位之隆，非別家學派可及。當代宋學研究界對「理學」、「道學」這些名稱的來源、內涵和外延，已經有了相當多的討論。那麼，在使用「新學」這一名稱時，我們是否也有必要對它的來源和意義作一番考察呢？比如「新學」究竟是當時人的稱呼，還是出於後人的追加？其含義又如何？這些問題恐怕都不能回避。本文即擬對北宋「新學」的名稱和意義進行一些粗淺的

2、考論，尤其注重發掘「新學」反對者口中該詞的豐富含義。黃宗羲著、全祖望補的《宋元學案》至今仍是宋學研究的重要參考書。雖然出於尊崇理學的正統觀念，該書僅將新學略加闡述，列于全書正文之後，稱為〈荊公新學略〉，但「荊公新學」一詞卻由此產生了巨大影響，並為後世所慣用。據筆者考察，「荊公新學」之稱非但不見於宋人著作，在全祖望之前，似乎也沒有人這樣指稱王安石一派學術。它是全祖望自己的發明。這樣稱呼，能將王安石一派學術從其他新興學術中分離出來，使人一目了然此「新學」為王荊公之新學，而非別家之新學。不過，從史源學的角度講，「荊公新學」畢竟是後人創

3、造的一個名詞，而非王安石同時代人對其學術的指稱。我們要辨析「新學」之名稱與意義，首先必須上溯至王安石的時代。我們發現，在王安石本人的著作中，從未將自己的學術稱為「新學」，其門生後學，也未有將自己一派的學術稱為「新學」者。因此可以斷定，「新學」一詞係他人加給王安石一派學術的名稱。北宋文獻中較早以「新學」稱王安石學術的正是他的政敵司馬光，他曾上〈乞先行經明行修科劄子〉云：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或己見，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詳朝廷之意，蓋為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為日已久

4、，來年科場欲兼取舊學，故有此指揮，令舉人豫知而習之。〔1〕此語亦見於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七六元祐元年四月庚戌條。這是王安石同時代人較早在文章中以「新學」二字指稱王氏學術。此處所謂「新學」，是指由王安石領銜修纂、熙甯八年宋廷頒佈的《三經新義》所代表的一種新經學。熙甯四年，王安石進行科舉改革，經士科廢詩賦，專以經義、策論取士，士大夫紛紛改習經義，《三經新義》頒佈後，寫作經義更以新義作為標準；而所謂「舊學」，指《三經新義》頒佈之前作為考試標準的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所代表的舊經學。元祐元年，由於舊党當政，重新恢復了詩賦考試，同時寫

5、作經義也不必專守《三經新義》，可以援用先儒舊說，或自抒己見。司馬光分析朝廷事先將這項規定下達，目的就是要讓那些專習王氏之學的考生對科場的改制有所準備。我們注意到，司馬光在新學之前還加上「王氏」二字予以限定，說明了他刻意要將王氏之學與先儒之學區別開來，而且所說的「新學」確實專指王安石的學術。當然，北宋文獻中還有不加「王氏」而徑稱「新學」的。如蘇軾為歐陽修《居士集》作序，有云：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2〕歐陽修逝世于熙寧五年

6、，他死後十多年正值元豐後期，此時，王安石已不在相位，但他制定的科舉改革措施仍在實施，《三經新義》照舊大行其道。正是借助科舉制度的影響力，新學開始成為北宋學術舞臺上的一門顯學，而「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云云，是舊党中人經常加給新學的一大罪名。關於這篇序文的寫作時間，《東坡全集》收錄時沒有說明。《四部叢刊》本所據元刻本《歐陽文忠公文集》載此序，末有「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敘」，並注「綿本作三年十二月，是時任翰林學士」。可見這篇序文的寫作時間存在兩說，或為元祐三年，或為元祐六年。〔3〕然而無論是哪種情況，〈六一居士集敘〉必寫于元祐元年朝

7、廷頒佈恢復科舉舊法的詔令之後，文中云「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亦可證明這一點。蘇軾使用「新學」一詞雖晚于司馬光，但他的話對於考察「新學」這一名稱的內涵很有意義。首先，它證明了即使不與「王氏」二字連用，「新學」一詞也不是泛稱，而是專指王安石學術。因為，相對于漢唐重視章句訓詁的經學而言，北宋的經學都可說是一種「新學」，歐陽修的經學自然也不例外。而蘇軾這裏所說的「新學」，顯然不包括歐氏經學在內；其次，蘇軾指出了士子們開始鑽研新學的大致時間是在歐陽修死後的十多年，即元豐後期；再次，他所說的「新學」包含了某種貶義，對此下文再予詳論。當

8、時，使用「新學」一詞指稱王氏學術的，還有洛學領袖程頤。他評論弟子楊時說：楊時於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能盡知其短而持之。介父（王安石）之學，大抵支離，伯淳（程顥）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推類以通之。〔4〕此條為呂大臨在元豐二年所記。可見程氏非但比司馬光、蘇軾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