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华夷观对中国近代化的滞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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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华夷观对中国近代化的滞阻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德国农民战争、宗教改革运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前呼后拥，牵牵相结，天然而又有机地构成了一座历史丰碑，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和近代。从此，欧美资本主义摧枯拉朽，高歌猛进，开始了近代化的伟大行程。而在同一时期，古老的中国却像一位离群索居、特立独行的巨人，孤踞世界的东方。它对欧美发生的伟大变迁，或不闻不问，或嗤之以鼻，仍然在小生产的磨盘上旋转，在封建的庄园里昏睡，按照传统的节奏，缓慢而迟滞地移动着自己的脚步，结果失去了实现近代化的一次次良好的机遇。就是1840年鸦

2、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也没有使它幡然醒悟。直到经过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它才犹犹豫豫地迈出了近代化的脚步，但这时挑战已经远远大于机遇了。这样，历史便给后人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从地理大发现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数百年间，中国为什么对西方的变迁不闻不问，茫然无知？中国为什么对传统的秦砖汉瓦、唐诗宋词津津乐道、乐此不疲？中国近代化的脚步为什么启动艰难、踯躅蹒跚？……毫无疑问，原因是多重多种、错综复杂的，但华夷观念在其中所产生的滞阻效应却不可低估。一、华夷观念的产生与畸变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生活在东亚次大陆的封闭环境中。在东亚文

3、明史上，中国始终居于文明的中心位置，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呈放射状影响着周边各族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为此，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华夷”或“夷夏”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与“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观念。《说文解字》载：“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约至春秋时期，“夷夏”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华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夷”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华夏族普遍认为，其他周边民族是下等的

4、落后的民族，所以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即所谓“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异种也”[1]并以此为滥觞，在中国历史上有关“华夷之辨”“冠履之分”的论述不绝如缕。由此可见，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华夷观念与整个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对外指导思想。其具体原则是：第一，在文化上，“华”文明有礼，而“夷”野蛮不知信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华夏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第二，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5、；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中国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第三、经济上，中国天子“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而外夷无中国则难以活命。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抚恤外夷的一种手段。在漫长的封建农业时代，华夏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比处于绝对优越地位，因而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以华夷观念及其具体原则来处理与周边各族各国的关系，尚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地理大发现后，当葡萄牙等西方商人在16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时，华夷观念非但没有相应转变，而且还发生了畸变，变成

6、了一种完全非理性的东西。具体表现是：明清两朝的朝野人士都认为，这些初次踏上天朝土地的“金发碧眼”的西洋人与以往的蛮夷没有什么区别，并把传统的对付草原民族的观念和原则完全用于新的“海上来客”身上。这种畸变主要来自两股力量的推动。一方面，明清两朝是中国历代封建政权中最讲究华夷之辨的王朝。这是因为，明政权是驱逐“元虏”，恢复“中华”的产物。而清朝以“东夷”入主中原，“名不正，言不顺”，在对内统治中非常忌讳自己的夷狄身份，所以在对外关系中便大力提倡华夷之辨，企图借此把汉族视满族为夷狄的看法转移到西洋民族身上，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这样，对华夷观念的畸变起了推波助澜

7、的作用。另一方面，早期西洋商人为牟取暴利，卑躬屈膝，也强化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16、17世纪西方势力初来时，主要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它们不是工业革命势力的代表，面对明清王朝强盛的国势，尚无能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遂一变而为衷诉恳请，使中国政府甘受束缚而不觉，以渐达其目的。1544年以后，凡来中国通商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等，惟孜孜于利，不顾国家之耻辱，为欲得贸易权，故对于中国一切惟命是听。……直言之，当时之欧人，在皇帝权威下而已。1637年，英吉利贸易远征队长加比丹威里之代理者，对于广东官吏，曾执跪拜礼”[2]此外，荷

8、兰、葡萄牙、西班牙之公使也都多次行“三拜九叩”之礼。由于“此等使节，既经弃其国威，而中国人之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