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伤记忆看新时期女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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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创伤记忆看新时期女性写作纵观新时期女性写作，现象之一是：“她们”的写作浮现了源于专制意识形态统治、男性中心文化和商品化时代的创伤记忆，并从写心灵创伤开始，渐渐演化为对于躯体创伤的尖锐和自恋的书写。当然，心灵与躯体不可分割，体现在文本中的心灵创伤与躯体创伤是相互伴随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的视角和侧重有了变化。女性作家因双重的创伤记忆(心灵创伤和躯体创伤)与双重的解放意识（从集体解放出个体，从男权解放出女性），为新时期挥洒出一片女性写作的绚烂风景。　　一、心灵创伤　　1、缘于“女国民”意识的心灵创伤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

2、第一次给中国女性以浮出历史地表的机会以后，中国女性寻求自身解放的意识如同落在岩缝的树种，顽强、坚韧却又经受了太多的限制和不得已。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女性带来了与男性在政治、经济与法律地位上的平等，然而这种平等却是以消除差异为代价的，尤其是消除性别差异。世界不可能没有差异，于是这种无差异的权力秩序便成为一种专制性的力量，它在文革达到顶峰，给几代人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创伤记忆。新时期文学以“伤痕”起步，不能不说是创伤记忆的结果。每当民族意识面临重大主题：救亡或是建设，女性作为一个性别往往被置于主导意识形态的边缘，这种边缘位置使她们有可

3、能保持一种对历史文化、对权力秩序进行解剖和批评的立场，女性作家在挣脱了“社会解放我解放”的神话以后，因其特殊的性别意识，体现在文本中的创伤记忆，除了作为人的，还有作为女人的；在反思人性的同时，还有对女性自身的反思。　　以谌容《人到中年》、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为例，新时期女性文学一开始便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针对性，她们从女性受创伤最直接的地方入手，如女性角色人格的错位、没有爱情的两性关系、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等，开始关注女性自身的命运，并试图寻找女性自我建立的真正途径。　　《人到中年》（《收获

4、》1980年1期）描述了被文革耽误的一代知识份子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下发生断裂的现象，探讨的是落实知识份子政策的社会问题，但在对官僚体制和社会流弊进行抨击的同时，借着对女性担负双重角色人格的关注，反思了政治时代带给知识女性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受创伤的女人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载体。主人公陆文婷在倡导无性的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和环境中长大，为了事业舍弃了家庭和生活的许多乐趣和幸福，她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如果说作为为事业献身的党的好儿女，陆文婷身上纯洁的女儿性这一精神性别被大大强化了的话，那么在她美好的人性深处，被压抑的来自自然的母性和

5、妻性依然存在，并在心灵底部引发社会职责与家庭职责的冲突。当濒于死亡和无意识的边缘，这一部分被压抑了的母性和妻性才浮现出来，成为她的主导意识。　　张洁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她前后创作风格变化之大，让人惊诧。《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1979年11期）是她较早的作品，也是新时期最早关注女性情爱问题的作品之一。主人公钟雨生活在一个遗忘爱情的时代，情与欲无条件地服从于社会意识形态，但是压制反而强化了爱的存在，并使之达到一种痴狂的状态。作品对不能忘记的婚外恋情的肯定具有反叛旧秩序的勇气，是对世俗无爱婚姻的宣战，但如果对钟雨这种

6、物恋方式的纯情加以深究的话，其所体现的创作主体自身的精神烙印也许更能说明一些什么。张洁1982年以前塑造的那些女性，几乎都本能地反感“性”，过于注重精神而完全摒弃了物质，她一方面追求女性在各个领域的自主，另一方面却在两性情爱问题上沿用了旧观念。张洁作品中的女性有“恋父”的倾向，很大一部分原因也许是缘于强大的政治乌托邦对整整几代人精神的笼罩。政治理想、人生理想与精神之“父”合而为一，对党和国家的爱、对偶像和领袖人物的爱与对精神导师的爱杂揉，幻化成一种无性的忘年交式的精神之恋。当时光转变、世界改变，社会转型带来了种种意想不到的摧

7、毁和滋生，于是张洁的这种固执和洁癖的理想也被迅速轰毁，并导致了精神裂变和文本中毒辣的调侃和挖苦的出现，因而这种理想也便成为一种创伤记忆。　　谌容和张洁主要围绕女性的外部世界和社会问题，以成年女性的理性分析对时代给女性造成的心灵创伤作出了各自不无深刻的探究，而同一时期，张辛欣则以年轻女性的感性体悟，发出了她对于女性本体失落的惆怅喟叹。《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收获》1980年5期）中的女主人公，在倡导无性的社会价值实现的环境中养成了男人般的行为方式和处世原则，并以此抵御来自男性本位文化的伤害，情感也被粗糙化。当理想中的爱情降临，

8、心目中男子汉的出现唤醒了她沉睡的女性意识，可长期养成的行为惯性使她仍然延续着男性气质过多的倾向，促使了“他”的规避和远离。在她对错过爱情的追悔、失望和痛苦中，我们看到了人物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的女性的热情和温柔，看到了政治时代对知识青年进行“劳动改造”所强加给这一群体中的女性的心灵伤痛，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