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司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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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媒与司法的关系

2、第1　　一、问题缘起及从制度原理角度分析的重要性　　传媒与司法的关系，目前已经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大的背景分析，这是因为，实行法治在中国社会已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而在此过程中，司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人们的心目中日显突出，相应地，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期待也愈益迫切，对作为公权腐败之“冰山一角”的司法腐败尤显注目。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义不容辞地担负了对司法进行舆论监督的任务；另一方面，司法决策者为改善公众形象，提高自己的社会公信度，也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司法透明度，对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社会监督持开

3、放欢迎态度。法治、司法公正、司法腐败和舆论监督等观念在现实生活中推演，在当今中国已构成一道由传媒与司法的紧张关系构成的特殊风景线。说传媒与司法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意味它们之间并不只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常是友好合作的伙伴，它们更是相互角力的对手，从而也存在相互抑制的负相关关系。如果说传媒和司法皆有自己正当作用的领域，那么从原理上说，当这两个领域发生交叉时，当各自认为自己的“领地”被对方不受欢迎地侵入时，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在决策时的良好愿望就会显得空泛，制度规范层面的操作分析就成为必需。在这里，必须强调专家不可替代

4、的作用。在实际操作上避实就虚，把一些决策中基于常识、一时之需、想当然的愿望付诸于制度建设，那么制度建设就难上轨道。在传媒和司法的关系上，时下除了要注意决策的妥帖慎重、以及制度设计相对于决策的不可替代性外，还应该强调在一般制度原理上探讨和认识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不容否认，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是活生生的，它往往发生于具体的个案之中，要妥善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必须在具体事实情节上作出考量。从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的实践看，即使一般制度原理，也是经由法官在一个个判例中阐发而成。但是，中国的制度实践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法院的司法判决除了给具体的纠纷一个“权

5、威的”答案外，并不在判决理由、甚至在一般原理上作细致的说明。因此，尽管现实中以司法和传媒为两造的个案时有所见，但由此而生发出的制度原理上的探讨却不多见。制度设计应该立足于一般原理，而非一时一地具体个案中的是非得失。在谈论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时，如果只是局限于所选择的一些“典型”个案作单向度的表达，那么在民众和决策者中激起的只能是义愤，是制度设计上的感情用事。二、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实践看，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涉及到社会生活中两种基本的价值，即新闻自由（freepress）和公平审判（fairtrial），它包含了一个恒久性的问题，这就是新闻自由和公

6、平审判的关系问题。从当今中国的实践看，也许人们更习惯的是舆论监督和独立审判的提法，而对新闻自由则心存疑虑，对公平裁判的确切含义则体悟不深。因此，在从制度设计原理上深入探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之前，有必要首先分辨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与舆论监督和独立审判之间，到底何者是更能揭示问题的表达。显然，如果人们在对等的意义上谈论传媒与司法的关系，意味着它们两者在满足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上，具有相对独立、而非从属或重合的价值。如果我们把视野限于现实已展开的程度，那么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就传媒而言，最能表达其内含价值的是表达自由（freedomofexpres

7、sion）、新闻自由还是舆论监督？就司法而言，最能表达其内含价值的是公平审判还是独立审判？在我看来，最能表达传媒的内在价值的是表达自由，而就传媒与司法的关系而言，这种表达自由则以新闻自由为突出表现。同时，最能表达司法的内在价值的是公平审判。对此，从民主宪政的意义上就能获得较好的说明。　　在宪政的理论和实践上，表达自由属于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一种综合性的的权利，是任何民主社会所必须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权。由此可以认为，尽管中国宪法中没

8、有关于表达自由的措词，但表达自由内含于宪法上述条文的规定之中，应属不容置疑。宪法所列举的这些自由和权利，在宽泛的意义上说可以用表达自由囊括无余（狭义的表达自由则可以认为是指言论自由[freedomofspeech]）。[1]新闻自由虽然也未见诸于宪法文字，但它应该是表达自由的必然延伸，确切地说，它由上述言论和出版自由、批评和建议权延伸而来，是后者借助于报刊媒体的实现。新闻自由的正当性和规定性，只有回归于表达自由或言论出版自由才能加以认识。　　新闻自由以表达自由为根据，是表达自由的必然延伸，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上文认为，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表达

9、自由以新闻自由为突出表现。表达自由不是自言自语，也不是窃窃私语，而是保障公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