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李商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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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居易与李商隐在中晚唐诗坛上真正称得上双峰并耸、凌轹其他的，是白居易与李商隐。二人交替发生的影响，从晚唐五代一直持续到清代，在北宋中叶以前甚至曾压倒杜甫。一白、李之交谊商隐初次拜见居易，最有可能在大和三年四月至十一月间。此后至会昌六年(846)辞世前，居易一直未离开洛阳。商隐应举从幕，多次往来京、郑之间，路经洛阳，会昌五年又短暂归居洛阳，都有可能再与居易相见。大中三年，商隐应景受之托，为居易撰墓碑铭。时距居易辞世三年，商隐刚结束桂海之游，任京兆掾曹参军。撰碑事景受本人也未直接出面，而是由杜翱秀才代为致意，撰碑谋及商隐，自是荣耀之事。何况商隐生前尚非这方面的“作家”，撰此

2、文实为一特例。如此迂曲的请托关系，也显出撰者与碑主关系生疏的一面，当然，如根据所谓“嗜好矛盾律”，居易喜读商隐诗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因缺少材料，我们无法追究居易对商隐诗持何看法；而考察商隐如何评价和接受居易的影响，却是一个可以进行也很有意义的课题。二“怨刺”、“绮靡”之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未论及其诗文成就，连铭文中也只有“翊翊申申，君子之文”两句极含糊的赞词。这多少让人感到诧意。商隐诗文中也未言及居易及其创作。尽管商隐有关前代作家的评论都比较零散，但与之相比，他似乎还是有意避免了对白居易品头论足，以致《太原白公墓碑铭》的行文如此克制，置元稹等人已有的崇高评价于不顾，连客

3、套虚誉也不愿轻易奉送。对这位在当时影响至巨的诗人，商隐真能视而不见、不置一评么?事情当然并非如此。由两人诗风的差异来看，李商隐对白居易当然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只是碍于前席及门之谊，不便直接发表意见。他对本朝诗人的批评：“皆陷于偏巧”，是全称的，说明他很不满意于诗坛的现有状况。但是，他批评的重点：“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推”者、“效”者，这只能是指在他之前的中唐一些诗人。中唐“推李杜”者是谁呢?元、白不只是一般地推崇李杜的风格和成就，而且真正将李杜的精神(实际主要指杜甫)归结为“怨刺”。李商隐并非否定推崇李杜的一般论调(如韩愈《调张籍》)，只是不满于这种仅

4、强调“怨刺”的“偏巧”，这里的批评对象无疑即是元、白。中唐“绮靡为甚”者又是谁呢?最能当此“绮靡为甚”评语的亦非元、白莫属。李商隐批评的两个重点，即分别对应于元、白的乐府讽谕与风情感伤两类创作。他对元、白诗不但早有明确看法，而且评论相当全面，不点名地指摘了他们的种种不足。当然，批评不等于全面否定。甚至对“怨刺”、“绮靡”本身也并未否定，而只是对唯此种倾向“居多”、“为甚”，致使诗坛流于“偏巧”这种状况表示了不满。然而，他又并不认为元、白诗无论是讽谕还是感伤真的在内容上有何不妥，与其说商隐视元、白为必除之异端，不如说视为莫大之挑战。李商隐对当代诗文的批评是全方位的(惟一的

5、例外可能是李贺)，对前人的挑战也是全方位的，绝非仅仅针对元、白二人。他的抱负即是，弃各家之短，综各家所长，纠各家之偏，成“不系今古”之“兼材”。商隐之于居易，具有明显得多的挑战意识，而他因这种挑战得益于居易精神的滋育，也是毫无疑义的。三白、李诗论的差异与诗歌题材的承继李商隐与白居易在精神上有哪些相通之处呢?最重要的恐怕正是那种以文章为己任的自负心情。居易在政途上比商隐要通显，“得名于文章”也显得容易一些；而更重要的是，对他来说，文章除为政事之用外，也为“闲适”之用，因此在因文章而得罪后，为文的兴味反而更浓，政事失意流衍为更多的闲适文章。在遭受挫折之时，李商隐却无法在文章

6、中闲适，既“意分”己文不出于任何人之下，失望之极反而痛恨自己不如“不识字”、“不知书”。当然，他并没有真的弃绝文字，这种愤激之词不过表明他对文章之梦更为沉迷，比白居易更认真、更执着地视文章为己之生命罢了。“言志”在白居易诗论中原居于次要位置，原因在于诗人主体在他的诗论中是受到抑制，从属于更高的“诗道”的。李商隐没有采用这种“诗道”观，“言志”可以说就是他论诗的最高纲领，因此他对诗人主体的看法也比较单纯，更强调个人对于文章的责任。由此来看，提倡“言志”，可以说是李商隐有意摆脱白居易和韩愈的道德诗教、道德文论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可以说，从张扬个性出发，在有关文学道德意义的问

7、题上，李商隐比起白居易是有所“退步”的。但是，采用“言志”说，又表明李商隐并不排斥用诗歌来表达自己个人的政治愤懑和道德观感。李商隐的政治诗是基于自己为人的基本立场而产生的，并始终反映着他的人生和思想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得益于杜甫、白居易以来的诗歌传统，他可以很自然地将士人的道德责任感贯彻在创作实践中。因此，他的政治诗中有不少沉挚深厚的政治抒情诗，而不止于政治讽谕诗或批评诗一种形式，就总体精神而言，似乎更接近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的创作。然而，另一方面，作者更好地将政治题材与其他个人生活题材创作协调起来，发展了由白居易揭示的某些倾向，将白居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