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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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产共有制家族的形成与演变——以宋代江州义门陈氏、抚州义门陆氏为例我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庶族地主普遍发展起来，在家族形成中出现了许多“义门”家族，江南地区尤其昌盛。在这些“义门”之中，江州德安陈氏、抚州金溪陆氏、婺州浦江郑氏更为典型。它们有“义门”家族的共性，而各自的个性特色也很鲜明。陈氏义居于唐末至北宋中期，是农桑经济型的；陆氏义居于南宋，是理学型的；郑氏义居于宋末明初，是礼制型的。从这些“义门”家族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关系大变化中的搏动，可以更具体地了解理学思想、封建礼制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约束作用。“义门”家族以财产的家庭共有为基础，全体成员过

2、平均主义的集体生活，以吃大锅饭著称。历代聚居不分家，往往得到朝廷的嘉奖，旌表为“义门”是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将会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逐渐成为财产归小家庭所有的家族集合体，即各房子孙可能住在一地(村)，宗族对人们的制约仍然存在，但各个家庭已是独立的社会单元，没有了经济上的大锅饭，各家自谋发展。前者是同财共居，后者是聚居异财，二者虽然不是性质相反的对立物，共有制的解体却不是简易的小事，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永久性地存在的。共有制的解体却不是简易的小事，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永久性地存在的。共有制载着该社会的各种性能，

3、具体而微又真实生动地透露出社会的历史活动和演进经历，展示着社会的走向与未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必将深入到家族与家庭中去；而家族的研究，必然使历史的考察向纵深发展。关于家族历史的研究，有一个逐渐发展，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以前，重点在批判封建族权，肃清封建宗族意识。值得注意的论着，有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①。该文指出：“在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地主阶级的统治及当权者个人家庭的地位均呈不稳定状态，这些情况均为宋代理学家们敏锐地感觉到了”，“为此，统治阶级也就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宣传孝悌、亲亲等封建的伦理观念以加强对农民的控

4、制；而且，愈到后来就愈明确，愈为系统化了”。作者认为，宗族的族权是对封建统治的“补充手段”。这些论点，对深人家族史研究，起了积极作用。————————①《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家庭史研究的成果迅速增多，综合性的论着有徐扬杰的《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①、《中国家族制度史》②，朱瑞熙的《宋代社会研究》③，柯昌基的《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④，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⑤；个案性的论文有漆侠的《宋代元时期浦阳郑氏家族之研究》⑥，许怀林的《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⑦、《陆九渊家族及其家规述评》⑧；专题性的论文数量更大，如王善军的

5、《宋代族产初探》⑨，宋三平的《宋代封建家族的物质基础是墓祭田》⑩，等等。徐扬杰的论着着重对清代和近代的家族进行清理，坚持两点论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家族制度进行了全面公允的评价”⑾。朱瑞熙在《宋代社会研究》第七章中集中论述了宋代家族组织，分析新的家族组织形成的政治原因，一是士大夫意识到自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不稳定，需求自救的办法，二是寻求加强对农民统治的补充手段。然后分述了家族的六点内容。柯昌基在家族史的研究中使用“公社”一词，称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族为“家族公社”，称一般的大家族为“宗法公社”，或者称“社会亲属集团”。他认为，同居共

6、财的家族公社久聚不散的原因，是“依靠理学这根精神支柱”。诸位研究者从史的纵向考察，都指出家族发展到宋代起了大变化，进入了新阶级，主要的标志是家长权力和责任的增大。江州陈氏、抚州陆氏、婺州郑氏，是这个时期著名者。学者们通过个案剖析，已经揭示出他们累世义居的特点。漆侠指出，郑氏家族是“大地主、商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主要依靠封建礼法管束成员，又“善于协调和处理”与官府、邻里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是“向封建租佃制发展”的产物，且有典型意义。笔者对江州陈氏，抚州陆氏历代义居过程，家法家规的具体内容，作了初步的论述，着重说明了他们长久义居的凝聚力问题。已有的这许多成果，在

7、正确认识家族小社会与中国大社会的结构及相互关系方面，前进了几大步，为继续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还需要做的事可能有很多，个人认为有两点是不可忽视的，即综合研究的具体化，个案研究的全局化，也就是在综合考察的时候加强阶段性分析，使普遍性的理论概括能与不同时期的史实更适宜地结合起来。其次，在全局中观照个案，从个案中映显出社会，更全面地揭示家族个性与社会共性的辩证关系。本文是这个想法的一次尝试，以德安陈氏、金溪陆氏为重点，把对点的观察扩大开来，进而接上点与点之间的联系，从而说明家族的组织形态与时代的对应关系，论证共有制家族必然瓦解的发展趋势。—

8、———————①《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