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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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内容提要】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引吕布语，与元人张思廉《玉笥集》中《南飞乌》诗用吕布事，在今存文献中只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表明元明之际的瞿佑与比他更早的元人张思廉，已经读过《三国志通俗演义》，并用为说诗的根据或诗料；而《三国演义》当成书更早，大约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关键词】《三国演义》；成书年代；新考　　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大略有宋代说，元中后期说，元末明初说，元末说，明初说，以及明中叶说等等。至今诸说并存，包括被用为教科书者在内的各种文学史、小说

2、史著作，就有把《三国演义》作为元代或明代作品对待的差异，给教师、学生和普通读者造成接受上的不便。这进一步彰显了《三国演义》（与之相关的还有《水浒传》）成书年代的确考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然而，这曾是一个“世纪课题”[1]（P3），至今也还不能说已经有了充分的根据可以完全破解；只是在笔者看来，在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笔者近年的小小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可以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了。　　我这样认为，是基于对以往研究情况的总体考量。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研究，学者们立场见解虽异，但做出结论的

3、根据与思路却大体相同。即一是根据各种明清人笔记杂著的直接记载等外证考察，二是从今存《三国演义》早期文本的时代痕迹等内证推论，以作出最后的判断。而众说纷纭，乃由于这些记载或痕迹的意义难明或相互矛盾。从而任何一说提出，总不免有反证接踵而来，使之处于被嫌疑的地位。例如，近百年来，学者多以《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条定《三国演义》的罗贯中为太原人、元末明初人，从而《三国演义》也就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那条资料并没有表明这位“太原人”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从而至少理论上不排除这位罗贯中是与《三国演义》同姓

4、名另一人的可能，而在没有旁证沟通二者以形成证据链的情况下，这条资料不便直接作为考证《三国演义》的依据。也就是说，在对这位罗贯中“验明正身”之前，这条资料暂不具考察罗贯中籍贯、生平以及《三国演义》成书时代之证据的效力[2]（P144—147），应当存疑；又如有学者考论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今地名”为其成书元代的根据[1]（P6-7），又有学者辩证“圣朝封赠（关羽——引者）为义勇武安王”的叙事以及应用若干元朝“俗近语”等为成书元代的标志[1]（P7-8），看起来已近乎铁证，但是，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我先

5、前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疑此书为元椠，甚招收藏者德富苏峰先生的不满，著论辟谬，我也略加答辩，后来收在杂感集中。……我以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间许多事，只消常识，便得了然。藏书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则不然。故于旧书，不以缺笔定时代，如遗老现在还有将仪字缺末笔者，但现在确是中华民国；也不专以地名定时代，如我生于绍兴，然而并非南宋人，因为许多地名，是不随朝代而改的；也不仅据文意的华朴巧拙定时代，因为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3]（第四卷，P275—276）这里鲁迅所说考证“不宜墨守”的“不以”、

6、“不专以”与“也不仅据”的三种情况，正是上述有关《三国演义》成书时代研究中所遇到，也应该属于“只消常识，便得了然”之类的问题，却也是很少有学者顾及。　　这里稍作举例。如以“常识”而论，不仅叙“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的话不排除出自明朝（尤其是明初）人手笔的可能，而且以“即万户侯之职”释“治头大祭酒”和行文中“七重围子手”、“令乐人搬做杂剧”等说法，也并非明朝（尤其是明初）人完全不可能这样做。而“小字注”尚未经证明一定是手笔，甚至很难说其均出于一人之手，并且注中“今地名”之“今”，也只是注者所知之“今”，未必即当

7、时实际情况之“今”，况且各“今地名”所透露信息也并不完全一致。如此等等，《三国演义》成书于元代诸说，虽各有所据，但所据均未至于无可置疑，其结论也就不够坚实。即使以情理而论，“圣朝封赠为义勇武安王”的话有较大的证据效力，却实在也不能排除其为元代遗老于明初所述的可能。所以，笔者虽然赞同《三国演义》成书的元代中后期说，以为学者们所举相关资料，的确不同程度地具有证据的效力，但同时也认为这些资料尚不足以证实其结论到无可辩驳的地步，从而有进一步考论的必要。而对于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明人尹直诗和“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为由，认其

8、为明中叶人所作的看法，则从此书兼采正史与民间文学创作成书的过程与流传中不断遭人改窜的实际出发，“只消常识，便得了然”其不可信，更是不必多说的了。　　总之，以往学者们的考论虽然总体上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有了很大推进，但其所根据的资料与运用这些资料的思维定式，尚不能得出一个因无可反证而能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为着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必须有新资料的支持与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