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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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　　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史思明起家的营州一带，在开元时就已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经过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向往之地，加上突厥部落内的胡人南下，在天宝末年以前，河北已成为胡化之区。安史乱后，一方面，唐朝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许多粟特人蒙受打击，纷纷向河北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也增加了河北藩镇的力量。最后，加入到晚唐强劲的北方民族沙陀部的粟特人，又成为五代王朝的中坚，甚至像石敬瑭那样当上了皇帝。另一方面，安史之乱虽然造成唐人对“胡化”的反感，但并没有影响粟特人在长安的继续存在，他们用改换姓氏、郡

2、望等方法来转胡为汉，如武威安氏改姓李氏，康姓附会出自会稽，何氏自称望在庐江，而且同属伊朗系胡人的波斯人则在长安继续存在，仍然声称自己是“西国波斯人也”，并保持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使唐朝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唐[1]。　　在本文中，笔者试就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问题，略做申论。一、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对胡化的排斥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多种民族共存的大国。不论在安史叛军当中，还是在平定安史叛军的唐朝军队当中，都有大量的外族民众，包括西域胡人。因此，我们把安史之乱定性为争夺统治权利的斗争，而不把它看作是一场不同民族间的民族斗争。

3、然而，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在唐朝人眼中是地道的“杂种胡”，即昭武九姓出身的粟特人，他们发动了这场叛乱，给唐朝社会造成了巨大创伤。因此，在安史之乱的平定过程中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朝境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对“胡化”的排斥。　　这首先表现在唐朝对安禄山的痛恨上。《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记：至德二载（757）十一月，肃宗进入刚刚收复的长安后，“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2]《唐会要》卷八六《城郭》记载略详：“至德二（三）载正月二十七日，改丹凤门为明凤门，安化门为达礼门，安上门为先天门，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寻并却如故。”[3]《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

4、载年末记：“更安西曰镇西。”[4]出于对安禄山的憎恶而把一些地名、坊名和门名中的“安”字改掉，显然是一时的情绪冲动，因为“安”字本身是个具有褒义的字，在人们习惯使用的地名、坊名、门名中大量存在，多不胜改，因此，《唐会要》说很快就又改了回去[5]。但是，我们从这个事情上不难看出，唐朝极力希望抹掉所有安禄山的痕迹。　　其次表现在对胡人的排斥甚至杀戮上。傅乐成先生在《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一文中，举安史乱后唐朝对异族立功将领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三人的猜忌为例，来说明夷夏之防的转变[6]。其中的仆固怀恩，原为铁勒仆骨部人，贞观时就归降唐朝，祖父以来三代任金微都督府都督。仆固怀恩后效力

5、于朔方军，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7]，却被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仙构陷，而朝廷不辨曲直，代宗听信中使片面之辞，袒护辛云京，最后逼得仆固怀恩走上反叛道路[8]。从整个事件来看，仆固怀恩之叛，完全是唐朝君臣对于胡人将领的猜忌心理造成的。　　这种对胡人厌忌心理的极端做法，就是对胡人的杀戮。自代宗时，“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德宗即位，建中元年（780）命回纥使者董突尽率在京师的回纥及粟特胡归国。这些人到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后，数月不归，厚求资

6、给，并暴践庄稼。同年回纥顿莫贺可汗新立，在漠北杀九姓胡二千多人，居于振武的九姓胡密献策于唐振武留后张光晟，请杀回纥。而张光盛却喜其党自离，勒兵掩袭，将回纥及九姓胡一并杀戮，并聚为京观。董突为回纥新可汗的叔父，回纥遣使请专杀者复仇，但德宗只是贬张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9]。张光晟在动手之前，曾上奏朝廷，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也……请杀之。”[10]朝廷虽未准其奏，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显然对杀胡事件予以默许和庇护。由此可见，唐朝军将对九姓胡的憎恨较回纥为重，而朝廷对诛杀胡人的做法不予追究，这不能不说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君臣对胡人的厌恶，特别是对于与安禄山、史思明同种的

7、粟特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这种由于对安、史以及胡人的厌恶感，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唐朝前期胡化现象的否定，并且把这种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人姚汝能著《安禄山事迹》卷下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兆〕矣。”[11]这是把天宝初年长安盛行穿胡服的风气，看作是安史之乱的征兆。五代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也说：“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