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的阶级、政权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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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世界的阶级、政权及其他在很长一个时期，发展研究的重点一直是经济，然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却并未能顺利地走上发展自己工业的道路。相反，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反而陷入了联绵不断地混乱和动荡的局面之中。在60年代后半期，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地区，似乎都牢固地确立了以集体暴行、军事政变与分裂为特征的政治模式。这使人们意识到，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远比西方国家要复杂，而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解决其政治发展的矛盾也就更为迫切。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起步必须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权，但依靠什么力量来建立这一政权，在实践和理论上并没有完全得

2、到解决。直到依附论出现，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并由此给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这里我们准备从依附论入手，对第三世界的阶级、政权、政党以及其工业化领导力量的组成和其作用进行分析，以便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依附论与世界体系二战后主要由西方国家开始的发展研究，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阶级，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等为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地将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第三世界国家本身。[1]这种偏颇显然无助于正确和客观地认识第三世界的历史与现状，于是，一些学者另

3、辟蹊径，试图在发展研究上有所突破，所以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依附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依附论者着重从国际经济学方面寻求突破口，他们认为，不发达状态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在恶劣的贸易条件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导致的结果，第三世界的落后是当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只有从这种国际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困境的根源。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看，依附论者至少得到了如下一些启示：第一，资本具有创造世界市场的倾向，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本质的反

4、映，第二，由此扩张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各国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西方列强处于支配的中心地位，亚非拉国家则处边缘的被剥削的地位。西方的发达是列强暴力分配世界市场诸价值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掠夺不发达地区剩余价值的产物。只有“中心”国家才能在世界中获利，而“边缘”国家却吃尽了苦头。[2]此外，他们也相信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及相应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历史主要动力的观点，并以此推论出，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状态是遭受国际资产阶级剥削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依附论者首次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概念扩大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依附论的理论先驱

5、者之一巴兰(PaulBaran)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潜在的经济剩余都是十分巨大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国家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障碍。然而，巴兰指出，第三世界的剩余产品都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侵吞了，所以才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停滞，技术原始和社会落后的状态。[3]而弗兰克实际上是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提出“依附”概念的。他认为这种依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所造成的，第三世界被迫接受世界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主要为满足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而生产，从而使第三世界“依附”于发达国家。其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

6、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无法也不愿去创造本民族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甘愿充当买办。这个阶级的财富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并帮助中心的统治阶级将自己国家的剩余产品转移到国外。因而，第三世界的政府、政党、官僚、军队等等，都不过是都市中心对卫星地区控制的工具而已。从世界范围看现在只有两个阶段：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及其在各地的附庸，以及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阶级。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统治着贫穷的大多数人口的权力精英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外国资本家，本国寡头和当地的国家政权。[4]换言之，第三世界国家

7、的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外国资本的助手，而国家政权则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了。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由此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认为其国内的社会政治结构只能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物，这种看法显然又过于偏激了。一些学者从依附论的角度考察了非洲诸国的情况后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科林·利斯最初曾认为肯尼亚国家政权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屈从于都市资产的需要和利益的，但最后他却修正了这一观点。因为肯尼亚资产阶级除从事商业性农作物生产外，还涉足于房地产、建筑业、矿业、保险业甚至制造

8、业。这意味着地方层次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能够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抗衡的程度。事实上，肯尼亚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利用并将继续利用国家机器来巩固他们在国内外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一事实表明，应从政治经济利益的角度考察特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以此确定边缘地区最初的资金是怎样积累，并积累到能够进行工业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