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效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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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效力研究［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执行制度没右例外”等制度治党思想，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新高度。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要依靠有效的制度管党治党，还要不断提高制度执行效力。这就需要厘清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效力的内涵基础，构建起三大标尺來衡量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效力，分析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效力的消解因子，探求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效力的提高路径。本文采集自网络，本站发布的论文均是优质论文，供学习和研究使用，文中立场与本网站无关，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

2、删除已转载的信息，如果需要分享，请保留本段说明。［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制度陷阱；制度执行效力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3-0003-0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行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创新，狠抓制度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十分显著。全面从严治党，关乎党的历史使命的完成，关乎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不仅要突出有效，更要不断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效力，确保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为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制度新优势，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0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3、国梦提供必要保证。一、“制度陷阱”的反思：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效力制度能否“包治百病”，显然答案是否定的。钱穆指出：“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治它，于是存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1](P174)有学者称之为“钱穆制度陷阱”，用来警示以制度来解决制度问题，会有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矛盾冲突。反思和避免“制度陷阱”，是当前制度治党要面对的问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Y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要求“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强调“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要把制度当“稻草人”、“纸老虎”和“橡皮筋”。王岐山针对“制度陷阱”指出：“任何

4、一项制度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能把亟待破解的难题淹没在大量制度条文中，也不能把重要的政治信号变成学术研讨，导致制度迟迟出不了台、贻误了时机。要熏视制度建设，但也要避免落入‘制度陷阱’。”[2]显然，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思想理论和实际行动来回答制度与具体实践、制度与执行等问题，对“制度陷阱”进行了积极的反思。从“制度陷阱”的本质来看，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制度没有发挥其预设的效力，主要表现形式为“有制度但不管用”；二是制度没有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没有发挥制度执行效力，取得制度执行效果，即人们常说的“有制度但不用”、“有制度但选择性适用”。因此，避免“制度陷阱”既要拥有能解决问题的

5、有效制度，还要不断提高制度执行效力。不断提高制度执行效力，可以从根本上推动制度向好制度发展，促使制度效力不断发挥。毕竟，制度执行效力是“相关制度被执行后所产生的富有成效的良性效力”[3]，不仅是制度执行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更是制度效力得以彰显的重要保障力量。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实践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以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导向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有效性。如修订《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初衷在于解决“在管党治党和党内法规中纪法不分、错把法律当底线”[4](P763)，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就是“重点解决不担当、乱担当问题”

6、[2]。习近平在《关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说明》中，更加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制度治党的智慧，强调“要完善规范、健全制度，扎紧制度的笼子，既使已经发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到更加深入有效的解决，又有效防范新的矛盾和问题滋生蔓延、有效防范己经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反弹复发”[5]。这样看来，中国共产党要求制度要有“三个有效”：一是有效解决突出问题，二是有效预防新问题，三是有效根治问题。总的看来就是能解决问题的制度，才是好制度、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效力。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腐败零容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7、笼子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思想，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把制度、纪律比喻成带电的“高压线”，要求“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4](P95)，集中整饬党风，严历惩治腐败，制度执行效力得到彰显，“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许多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全党全社会高度认同”[5]。基于以上，在某种程度上说，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执行效力，充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建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