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运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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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维运教授访谈录【摘要题】访谈录【正文】杜维运先生，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杜先生长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着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赵翼传》、《听涛集》、《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忧患与史学》、《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多种著作，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二、三）。2005年9至10月间，杜

2、维运先生应邀来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9月21日，我们在杜维运先生下榻的北京师范大学兰惠公寓对他进行了专访。问：杜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您出版了《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直到2004年您撰写完成了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和中西史学比较领域出版了多种专着，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研治史学史的道路的？　　杜维运教授访谈录【摘要题】访谈录【正文】杜维运先生，1928年出生于山东省嘉祥县，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1962年、1974

3、年两度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历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杜先生长年从事中国史学史及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着有《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清代史学与史家》、《史学方法论》、《赵翼传》、《听涛集》、《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忧患与史学》、《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等多种著作，主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一、二、三）。2005年9至10月间，杜维运先生应邀来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9月21日，我们在杜维运先生下榻的北京师范大学兰惠公寓对

4、他进行了专访。问：杜先生，从上世纪60年代您出版了《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直到2004年您撰写完成了三卷本《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和中西史学比较领域出版了多种专着，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怎样走上研治史学史的道路的？杜：在中学时代所学的科目中，我最喜欢的是数学，对国文和历史没有什么特殊兴趣。考大学也是想考经济系和外文系，没有想到要考历史学系。学习历史，是受到台湾大学牟润孙教授的影响。牟老师是陈垣先生的弟子，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教大学的国文。1950年我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在外文系读了两

5、年。牟老师看我的国文根柢不错，就劝我转到历史系，我当时并不十分情愿，因为这意味着是从热门专业转到冷门专业。后来，经过考虑，在大学三年级，我从外文系转到了历史系。人的转变就是在一些小的关键点上。我并没有后悔转系，因为我一直感觉我的中文基础要远远好于英语，在我小的时候，受到过比较扎实的国文训练，读《左传》，背书，练字。因此，我最终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这个转变应该归功于牟老师。大学毕业的时候，需要写一篇学士论文，牟老师让我做关于对赵翼《廿二史札记》的考证研究，大约有十万字左右，这个工作进行了两年。牟老师在我本科毕业

6、的时候就去钱穆先生创办的新亚书院了，再说他是中文系的老师也不能当我的辅导老师，但是可以说，实际上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的辅导老师是杜老师。对赵翼及其《廿二史札记》的研究，是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开始。1955年至1959年，在历史系毕业后，我继续在台大的历史研究所攻读硕士，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清干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即以清干嘉时代的史学为研究对象，指导老师是李宗侗先生。以清干嘉时代的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作为研究的起点，我希望从这些一流史学家的所有著作中获得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是研究史学史的

7、方法之一，能够看到史学史的深处，史学史而不流于目录学史，这是一个关键。然后，我就在台大的历史系当了讲师。直到1962年，我公费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去留学，这是我研究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在剑桥大学的两年时间里读了很多关于西方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著作。这样在剑桥大学渡过了两年时间，1964年当我离开剑桥的时候，增加了很多西方史学的知识，但并没有获取学位。我认为我在剑桥大学的两年，表面上好像没有得到什么，但其实我获得了很多知识。之后，我又回到台大继续教书。我单独开了“中国通史”这门课，除此之外，与我的

8、两位恩师李宗侗先生和姚从吾老师合作讲授“中国史学史”和“史学方法论”两门课程。授课的方式是：两位老师讲第一学期的课，我讲第二学期的课。同时，仍然研究清代史学家，包括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万斯同等。台大的诸位师长对我的教诲，是让我终身难忘的。姚从吾、沈刚伯、张致远、刘寿民等老师，开启我西方史学的知识；李玄伯、方杰人、夏卓如、劳贞一诸师，奠立我中国史学的基础。1974年，我第二次到剑桥大学学习，为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