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秦汉时期政治神话的演变-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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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周秦汉时期政治神话的演变

2、第1　政治神话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权威的建立、形成与维持。而神话之所以发生功能，最基本的条件是被人相信，神话只有在被相信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才会成功地达到其目的。神话制造者如果要使人相信他的神话，他便必须显示他的言说与时代流行的理论观念、信仰是相符合的，如此，神话往往便被拖入非神话的论说里，其结果是神话结合在一般意识形态的架构之中，因此，政治神话往往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中一些普遍的信仰之上的。当它自身流行并成为信仰之一时，它也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探讨政治神话演变的原因，必须结合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分析；而意识形态又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生产关

3、系、社会组织及结构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为广阔的背景下，才能深入了解政治神话演变的契机与过程。下面，我们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来分析商周秦汉之间政治神话的演变过程。一中国历史在迈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较多保存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制度与组织。夏、商、周三代普遍存在由父系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宗族组织，当时的宗族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政治经济实体，可以视为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直接就是一个氏族或宗族的人为扩大。这种特点，也清楚地表现在先秦时代权力的分配制度上。从现有材料分析，至少在商周时代，亲族关系是直接决定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天子权力的获得基本上是由于血缘的

4、承续，在位天子只要其血缘的正统性得到确认，其权力的合法性地位就不容动摇；其次，又可进一步分析为三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况是同一国内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或公室与平民的关系。这二种政治集团常属于不同的氏姓。例如吴、晋与虞各国的公室都是姬姓，周天子的宗室。吴之平民为荆蛮，晋之平民为古唐国之遗，而虞之平民为有虞氏之后。第二种情形是同姓诸国公室之间的关系，如宗周与鲁、晋、卫、虞诸国公室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原则上说，他们之间的政治地位是由宗法制度而来的——各代之长子继承各国的法统，而少子则迁出藩屏公室，其政治地位对嫡长而言按比例而下降，分支分得愈远，其国其邑的政治地位就愈低。这固然是周

5、代之礼制，但不少卜辞学者相信宗法制度的初型在商代就已经确定。第三种情形是异姓诸侯国公室之间的政治地位关系，如鲁之姬姓公室与齐之姜姓公室之间的关系，与天子同宗同姓的公室政治地位高于异姓公室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99—302页，三联书店1983年。。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商周时代，社会地位的分化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亲属制度为直接的基础——由不同的氏族与亚氏族之对于嫡长世系的距离以及对于土地及其财货的占有与使用关系确定。上层阶级本身又分化政治地位相异的集团，而这些集团的构成亦基于亲族群，显然不专指氏族而言，而包括氏族以内的亲族在内。与这种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商周时代的意识形

6、态中，一个普遍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本文所谓意识形态，乃是一些思想或观念(不管是科学的、神学的、哲学的、习俗的)普遍流行，为相当多数的人所接受、相信，以至于视为当然的或自明的真理，并结晶为一些典型的模式，这些观念即为神话的框架与模式，如果填入相应的内容即成为神话。祖先崇拜的观念同样和中国迈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分不开。上文我们说过，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的痕迹，而祖先崇拜正是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而逐渐成为人们的意识中心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随着人类从低级野蛮社会进入高级野蛮社会，特别是从中级野蛮社会进到高级野蛮社会，氏族日

7、益成为宗教势力的中心和发展的源泉。而只有在氏族中，宗教意识才会自然而然地萌芽，崇拜仪式才会制定出来，但这些意识和仪式会由氏族扩展到部落而不至于保留氏族所专有。祖先崇拜就是产生在氏族社会的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远古，离开了氏族群体，个体成员的生存是十分艰难的，个人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存，而氏族群体是在某氏族首领的统治率领之下的，于是每一个个体成员对于氏族群体的依赖与寄托，大都要抽象为对某首领的酋长的服从与崇拜，加之，既然是氏族群体，成员与首领之间就一定具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情理关系，所以当个体把生存的热情与希望，对死亡恐惧的最终依靠投向那具有神秘威力的氏族首领时，就产生了祖先崇拜观念

8、。大量的材料都能证明先秦时代的祖先崇拜在商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礼记·曲礼》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于丘木。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由此可见，祖先崇拜是先于一切日常生活的首要事情，祖庙及祭器高于一切其他日用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