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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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述论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述论。摘要：《汉书艺文志举例》是《汉书・艺文志》研究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义例的专著，摆脱了以往《汉书・艺文志》研究中所采用的随文注解形式，归纳出四十六例来讨论其体例特点，具有开创之功。所提出的称出入、称省等例早已成为《汉书・艺文志》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孙德谦为给后世编艺文者树立榜样，把班固推到史志目录义例制定者的位置上，附会之处就在所难免了。关键词：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史志目录孙德谦（1869―1935），字受之，又字寿芝，号益庵（又作抑安），晚号隘堪居士，江苏苏州人。历任江浙通志局纂修，苏州东

2、吴大学、上海国立政治大学、大夏大学教授等职。其学无所不窥，于经史、小学、目录等皆有研究，著作主要有《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太史公书义法》、《六朝丽指》、《古书读法略例》、《四益宦文稿》、《四益宦骈文稿》等多种，是清末民国颇具影响的学者。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以下简称《汉志举例》）在其《汉志艺文略》的基础上演化而来，有多个版本存世，其初刻时间亦众说纷纭。此书前有南于寐叟（沈增植）、张尔田、曹元忠所作序言，后有王国维所作跋语（四者皆作于1917年），而书首吴郁生所题书名落款“戊午五月”（1918年5月），所以《汉志举例》最早刻于1918

3、年5月之后，即四益宦刊本（每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后有刘承干嘉业堂钞本行世。1936年以铅字排印形式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所据，即为此本）。其后，《汉志举例》虽未单行刊印，但它却随着《二十五史补编》的不断翻印而广泛流传。《汉志举例》是《汉书・艺文志》（亦简称《汉志》）研究史上第一部全面总结其义例的专著，贡献是开创性的。此书以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叙）为指导思想，总结出《汉志》义例四十六条，围绕“一志一人”展开，一志指《汉书・艺文志》，孙氏明确《汉志》为史志目录，其“史志”特性就是《汉志举例》全书的精神内核；一人指班固，孙氏极

4、为推崇班固，把班氏推到为后世垂范者甚至神圣的高度进行讨论。《汉志举例》在以下几个方面较为突出。一、宗主“史志”《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第一部史志目录，也是《汉书》中的一部分，其体例必然受到《汉书》体例的规范，这也就使史志目录呈现出与其他类型目录不同的风貌。孙德谦在《汉志举例》中始终高扬《汉志》的史志目录性质（孙氏常把“史志目录”与“史家目录”通用，其指向一致）。其四十六例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七例为一部分，从宏观角度讲《汉志》义例；后三十九例为一部分，从微观角度具体讨论《汉志》义例。前七例是整个《汉志举例》的理论支撑，它们所抽绎出的史志目录的思

5、想，把其余三十九例紧紧统摄起来，成为演绎核心思想的实际支撑点。（一）简要有法就史志目录整体而言，没有哪位史家会在编纂史书时去独立编制一部史志目录，必然会因袭前人的目录成果，《汉志》因于《七略》，《隋志》因于阮孝绪《七录》和柳顾言《隋大业正御书目》，《旧唐志》因于毋《古今书录》，《新唐志》因于《旧唐志》等皆可佐证。史家因袭前人目录，并非照抄照搬，而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增删调整，使之合于史书体例。孙德谦对史志书目于去取之际讨论甚为透彻：歆之《七略》继父而作，则《辑略》者，亦必语多扼要，有不可删节者。吾尝求班氏所以删要之故，而不能得其解，及今思之，知史家作志，异于

6、专家目录者在此。专家目录于一书也，不惮反复推详；若史家者，其于此书义理，只示人以崖略，在乎要言而不烦。是故以刘氏之《辑略》虽提纲挈要，犹取其至要之言，余则毅然删之，而无所顾惜。（《汉志举例・删要例》）孙氏于此通过对比，提出“只示人以崖略，在乎要言而不烦”，并在之后的论述中将其升华为“史家目录贵乎简要有法”（《汉志举例・删要例》），从而揭示出了编制史志书目的核心思想：史志书目限于史书之体，只能从简，而示人崖略、要言不烦正是其追求的目标。孙郧总结出的这一观点，抽绎出了史志书目的共同特点，成为其《汉志举例》的基本思想。但在演绎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孙氏对某些文献的

7、理解却出现了偏颇，并以之错误地去批评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班固于《汉志》总序说：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汉书》卷30）孙氏对其中的“删其要”在认识上有些模糊，他于“删要例”首言“班《志》用刘歆《七略》，而于《辑略》一种则不之载”，接着援引颜师古在“今删其要”下的注解“删去浮冗，取其指要”，将其与颜师古在“故有《辑略》”下的注，“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进行了不当对接，把“指要”与“总要”中的“要”延伸到了一个共同去处，也就是其

8、“删要例”中的“要”――《辑略》。“删其要”之“要”，也就被孙氏认成了《辑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