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人学思想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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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人学思想论纲

2、第1　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人学思想。因此，不准确地把握鲁迅的人学思想体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鲁迅。然而，关于鲁迅的人学思想，多年来却一直缺少深入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被作为鲁迅思想的局限而加以否定或遮蔽。在世纪末的中国，由于各种新潮后学的冲击，鲁迅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人学思想更成了一个过时的神话。可喜的是，在寂寞的边缘，却有一些学人对这一课题开始给予空前热切的关注。受师长和友人的鼓励，我试图进入这一课题以

3、自己的目光对其进行考察和梳理。本文仅就鲁迅人学思想的文化生成、内部结构和历史命运三个方面作简要论述。一、鲁迅人学思想的文化生成毫无疑问，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他从1907年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立人”的命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几十年如一日，都为这一目标而奋斗着。其间虽然也有彷徨，但彷徨过后却是更执著的坚守。他以卓越而独特的文化实践建构了自己的人学思想体系。正是这一人学思想体系成为他卓然不群的标志，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核心和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最根本的特征。然而，鲁迅的人学思想有一个

4、生成的过程。在其生成过程的不同阶段，融汇着不同的思想资源，吸纳着不同的文化因素。因此，要准确地把握鲁迅思想，就必须对这个过程进行认真的清理。这种清理不仅是为了寻找其知识谱系和思想源流，而且可以进一步认识他对各种思想资源的取舍和淘汰，从而真正确认他最后择定并持久坚守的基点和核心。１、日本留学时期：人学思想的初建考察鲁迅人学思想的生成可以一直追溯到南京时期对进化论的接受，但是，鲁迅人学思想的自觉建构毫无疑问是日本留学时期开始的。正是在那个时期，鲁迅提出了他的立人思想，也正是在那个时期，鲁迅开始思考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作为一种成果

5、标志，就是《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的发表。考察那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可以明确地看到，当时思想界的热点是政治的变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积极地准备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仍然梦想着走君主立宪的道路。不同的认识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政治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但是，鲁迅关心的已经不是变法维新或排满革命的问题，也不是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问题，而是启蒙立人。因为在鲁迅看来，“欧美之强，根抵在人”，中国之衰，根抵也在人。只要国民性不变，中国人即使身体强壮，也不过是杀头示众的材料；即使掌

6、握了先进的武器，也只能去欺压弱小；即使进行政治革命，也不过是在同样的舞台上重复演出一场陈旧的历史剧。因此，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关键不在坚船利炮，也不在变法维新或者暴力革命，而在于启蒙立人。考察鲁迅1907年前后的立人思想，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内在联系。尽管鲁迅没有谈过他与梁启超在思想上的承继关系，但他的立人思想毫无疑问是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发展而来的，梁氏的“新民说”是鲁迅“立人说”的起点。在鲁迅建立自己的人学思想的世纪初，无情的事实已经宣告了以儒家文化、专制政治和小农经济相互适应而构成的中国文明的失败。中华民族正面

7、临着如何摆脱困境和寻找出路的问题。在鲁迅之前，严复、梁启超等人都已思考过启蒙新民的问题。严复认为强国需要标本并治，最重要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1]梁启超认为只有新民，才能保证政治维新的胜利，才有新制度和新国家。[2]而且，他们已经触及人的自由这一现代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严复在《辟韩》中就曾以“天赋人权”的学说张扬自由思想，鼓吹“民之自由，天之所界也。”他已经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联系，感觉到了自由对于历史进步的重大意义。康有为也曾经以托古改制的形式偷运过西方的自由观念，赞美“人人自立，不复待人”的独

8、立人格。[3]在维新派思想家中，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是比较全面的，也是比较深刻的。他发现中国的灾难并非因为中国人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背叛，而是恰恰由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权威的迷信，在于失掉了个人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自由发挥。因此，他承认社会进步的首要的条件是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承认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根源皆自奴隶性来，而且知道不拔除奴隶之根性，中国就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这一切都与鲁迅《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的见解非常相似。立国先立人的思路显示了两代思想家之间的继承关系。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已经获得初步传播的西方近代人学思想为鲁迅人

9、学思想提供的基础。而这一基础更多的不是直接于西方思想家，而是于维新派思想家这一中介。然而，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在梁启超们那里，人的问题只是国家和民族命运问题的一个子课题，关于人的思考只是关于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思考的一种副产品。开出“新民”药方的目的仍然是医治国家和民族衰弱之疾。他们还没有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