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传统与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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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平传统与中国崛起内容提要：古代中国存在于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和平传统，以文化主义超越种族主义和军事主义，曾经造就了中国内部多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也使东亚区域形成稳定有序的朝贡格局。这一传统对今天的“中国崛起”仍具启发意义，在东亚区域与其它国家民族一起协力创造“东亚共同知识空间”，不仅有利于中国的文明复兴，也有利于整个东亚世界的和平发展。但中国和平传统对“仁恕”之道的过分张扬，也曾经使古代中国后来在尚武精神上产生缺失，并导致几次皇朝在外力入侵面前的崩溃。当下中国也应从和平传统的这一影响中吸取经验教训，在致力于建构中国与东亚世界的知识、思想和文化的共同性的同时，还要对“和平”的内涵有确切把握，

2、对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整体性的国家能力建设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崛起”命题正引来人们越来越多关注，海内海外在感受到中国发展所显露出来的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有所疑虑。如何在不可阻挡的“文明复兴”意志与内外的担忧之间建立平衡，将中国的“崛起”引向积极稳妥的方向？我们所应当仔细考察推敲的，也许是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特定战略传统，作为战略文化中最具稳定性和传承性的要素，它们仍会顽强地生长在现在，或明或暗存在于战略思维中并作用于现实的战略抉择。历史能够为人们说明很多东西，也能够给人们提示很多东西。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中国和平传统及其历史表现，对当下的“中国崛起”命题，正能够从

3、正反两个方面提供丰富的智慧资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中国的和平传统。第一个是思想文化即观念层面。从流传至今的众多经典史籍今天该如何对待这一和平传统？仁恕之道的推行、文化主义对种族主义、和平主义对暴力主义的超越，曾经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中国内部不同种族间的相对和谐，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屡屡在分裂之余还是统一在“天下主义”下，形成为超越种族界限的“文明国家”，中国和平主义的内在张力不容低估。同时，虽然这一和平传统更多是着眼于内政，是为防止内部军事集团掌握政治权力威胁到君主与儒家官僚的权力利益使然，但它在“溢出”到与中国之外世界的交往实践后，又产生了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说的东亚朝贡体系之类的事物

4、。传统东亚世界不能说没有战争和冲突，但比之同期的欧洲社会，却相对和平得多，这一以中国为中心、周围国家为进贡者的基本格局即东亚朝贡体系，所奉行的原则乃是中国内部不同种族间关系的外推，所谓仁恕之道和文化主义是也，尚文德而少纯粹武力征服，为传统东亚世界体系内中国与其它国家关系的主要面。想一想郑和七下西洋，不是去寻找黄金和宝石、不为掠取财富，相反携金带玉遍赠所及之地的统治者，向他们宣扬中国皇帝的无尚仁德，个中做法便是佐证。也因为儒家仁恕之道下的中国和平传统所曾经造就的东亚功业，中国和平传统的复活、坚持与再现，于“中国崛起”不能不说是一种可贵资源。传统东亚朝贡体系的建立，一方面在于中国在物质力量

5、上的无可比拟，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使四野归服。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宜重温朝贡体系之旧梦，此一体系包含着国际关系上的不平等。在承认和尊重东亚世界所有国家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思考借鉴中国固有和平传统，则是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在认识到在中国国家硬件能力再次实现跃迁之时，要重建中国与东亚世界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相互认同。这种软性诉求并不意味着继续单纯由中国创造新的文化去吸引其它东亚国家，而是要由东亚世界的政治家、学者和芸芸大众，在相互交往磋商中建构起“共同知识空间”。它有利于在东亚世界营造广泛的内聚力，而不至于让实力相对为小的国家感受对中国在进行文化殖民，相形之下，传统的“天

6、下主义”是一种等级制，中国扮演着文化输出者的角色。在20世纪末以来东亚世界一体化思潮与运动此起彼伏的情况下，中国更要重视起在东亚世界塑造相通的知识思想，它不仅是为中国“崛起”创造有利条件，也是呼应东亚世界的普遍诉求、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崛起”而作。近年来亚洲世界对“亚洲”“东亚”之类的论述有增无减，相形之下中国却显得冷清，中国人眼中无“亚洲”和“东亚”，这种情况不宜再持续下去。在发掘、利用中国传统和平资源的同时，对内涵于这一传统中的负面效应，也要有清楚认知。中国基于儒家仁恕精神的和平传统，在唐代开始落实为实践时，本来存在着两个合而为一的方面：一是保持武力的威慑、对战争的可能性绝不掉以轻心

7、；二是对共同人性体以尊重、并因此致力于“天下主义”的以情理服人。李世民的大唐伟业，在造就无尚武功的同时又重用贤臣以德治世，就完美体现了这种德与力的统一。再如中国民间对诸葛亮七擒孟括的经久渲染，德与力在其中也是平衡调适的。但和平传统的这种特点，在宋以后却大为改观。为矫正唐代藩镇体制所造成的地方军事强权对中央政权的挑战，宋代开始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文”对“武”的绝对性胜利，所产生的一大问题，就是压抑了汉民族的尚武精神，使中国思想和制度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