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出位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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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贝马斯：出位之思德国南部是一片高地，风光迷人，在群山和湖泊之间，密布着神秘的黑森林。天空很低，浮云从头顶掠过，有触手可及的感觉。阳光透过丛林，点点滴滴，静静地洒在翠绿的草地上，勾画出一幅变换无穷的奇妙图景，引人遐思。难怪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这样的思想家会选择这块土地作为他们的栖居场所。在哈贝马斯教授的盛情邀请下，我有机会重访了一次南德。在观赏山水、领略风情的同时，去领教哈贝马斯的思想。在哈贝马斯家里做客，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因为他宽厚仁和，言谈之中有时甚至会透露出一些童真。然而，我们谈论的话题却是颇为沉重的，因为涉及到了刚刚过

2、去不久的科索沃战争。准确地说，是涉及到了哈贝马斯的那篇支持科索沃战争的文章。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正在德国小城曼海姆集训。记得那天早晨，德国老师克劳斯·卡格先生用沮丧的语调对我们说：“我很遗憾，德国政府忘记了过去，忘记了战争曾经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竟然参与了科索沃战争，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还充当了急先锋”。卡格先生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语言教师，连他都能认识到科索沃战争的非正当性、非均衡性，及其对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可能会带来的危害。然而，作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却对这场战争持肯定态度，而且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自己的立场，在战

3、争期间以及战争之后，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一时间，“哈贝马斯与战争”成为了热门话题。哈贝马斯作为一位思想家，直接介入作为国际政治事件的战争，显然是属于“出位之思”，那么，哈贝马斯究竟在哪些地方“出位”了呢？原因又何在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哈贝马斯在这篇文章中究竟说了些什么。文章题为《兽性与人性——处于法律与道德临界点上的战争》，发表在1999年第18期的《时代周刊》（DieZEit，1999年4月29日）上，中译文刊载在《读书》杂志1999年第10期上。文章本身其实并不长，但份量实在不轻。究其原因，起码有这么几个：首先，这篇文章是

4、发表在《时代周刊》上。众所周知，《时代周刊》是德国的一份重量级报刊，政治色彩和党派倾向性都很浓，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甚至左右着德国公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其次，这篇文章还刊登在了该报的显著位置，即政治版面上，其隐含的政治动机和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文章发表不久，即有评论说，哈贝马斯的这篇文章是德国内阁三个主要人物（施罗德、菲舍尔和沙尔平）叠加起来也难以写出来的，份量之足由此可见一斑；再者，文章是在科索沃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发表出来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篇文章并不仅仅表明了哈贝马斯本人的立场，更多的还是体现了西方左派政党和左派知识

5、分子，起码是德国的左派政党和左派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因而很有代表意义。哈贝马斯开宗明义，一上来就直言不讳地声明自己对于战争的支持立场。他先是对科索沃战争从概念上进行界定，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场战争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相提并论。原因在于，北约轰炸南联盟，既不是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侵略行为”，也不是地缘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防卫行为”，而是人权意义上的“保护行为”。战争的目的是：“保护”——保护阿族人的人权；战争的手段也是：“保护”，高空打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为了保护塞尔维亚人。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科索沃战争的所谓“保护”性质，也就决

6、定了它具有相当程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尽管不排除战争期间所带来的平民伤亡和民用设施的破坏，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些只不过是技术尚不完善的结果，而不是人为的后果，起码不是蓄意造成的。接着，哈贝马斯指出，科索沃战争对于西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作为西方社会一员的德国则更加具有特殊意义。联邦德国国防军的正式参战，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德国人从两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意味着德国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以及西方趋向意识的进一步成熟。从此，“内向性”（Zurueckhaltung）不应该再作为德意志民族习性的代名词。更何况，参

7、与战争还把德国人真正带回了国际社会（实际上是带回了欧盟和北约），使得德国人从此不再在“特殊道路”（Sonderus），以此来为战争开脱，为菲舍尔和沙尔平开脱。哈贝马斯指出，“法律和平主义”和“现实和平主义”有所不同，它“不仅想从民权的角度，而且也想在一个合法的全球秩序中，把主权国家之间潜在的战争消灭在萌芽状态”。哈贝马斯的这个概念当然不是什么新创，而是对从康德到凯尔森（HansKelsen）的政治哲学理论的转化得来的，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德国政府没有忘记过去，也没有违背传统，更没有违背基本法，相反，他们是成功地把古典政治哲学中

8、的合理内涵付诸了实现。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德国人参战，不是作为单纯的“德国公民”，去干预南联盟的内政，而是作为“世界公民”，去帮助同样作为“世界公民”的科索沃阿族人，以及作为世界公民，但“处于独裁统治之下的塞尔维亚人”。于是一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