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尸佼与战国法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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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杂家尸佼与战国法思想研究　　尸佼（约前390-330年），国籍不详。尸佼生卒年钱穆有所考证。尸佼国籍争议颇多，《史记》记载为楚国人，刘向《别录》认为是晋人，《汉书艺文志》认为是鲁国人，钱穆则推测尸佼是魏国人。（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16，695.）关于《尸子》，秦汉之际世多有其书，《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为二十卷，据《隋书经籍志》，魏晋时己非全本。清人汪继培《尸子》辑本，综合古人各辑本之优长，详细注明佚文之出处，今人研究多本之。文献学研究认为《尸子》汪辑本最优。（参见：王彦霞.《尸子》汪辑本初探[J].图书馆杂志，2005（1）

2、.）　　另一方面，与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一样，去私警惕一种因私而致使正义法则支离破碎的倾向，竭力倡导以天下公利为本。孔子言仁，墨子贵兼，尸佼则认为去私这一语词更能直截明了表达同一义涵。去私蕴涵着人性论点：私虽为人之本性，但人皆应努力培养公心。杂家去私之精神，使得尸佼拒斥杨朱式的绝对个人主义，更偏向于墨翟式无我的集体主义。当然，尸佼也是在承认私的前提下言去私，毕竟公与私是相对存在的，绝对的去私是不可能的。（参见：徐文武.《尸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学派属性[J].长江大学学报，2007（10）：22.）　　（二）四仪之德：儒家正己治人的德治理路　　蒙文通认为《尸子》其书十九

3、者通乎儒墨之义，是周秦之间，合儒、墨于一辙者，固未有先于尸子者也。[8]因而，尸佼在义利观层面确展露一种游移于儒墨之间的思想形态：既倡导儒家仁学，却不重申义利之辨，而是标揭义必利的客观效果。胡适指出，从墨子爱利一体、自苦为极的功利主义，到杂家尸子、《吕氏春秋》构建在使人民得遂其欲的功利主义，逐步递嬗衍化出传统文化中秩序进路的乐利主义政治哲学[9]。在这一思想谱系中，法制原则与正义标准的道德伦理色彩渐渐褪去，呈现出着眼于人民利害与社会实效的利益特征。　　一方面，尸佼憧憬一个圣王来做实质性的审慎建构与设计，为君权秩序提供一套富有哲理根基的制度保障，在名为人君之所独断、圣之

4、所审之表述中，法家术论的韵味已经开始弥散。审名分是为了让臣民产生戒慎戒俱的心理，使臣下莫敢不尽力竭智矣，情尽而不伪，质素而无巧，君主能更好驾驭利用臣属以掌控最高统治权。　　（二）比度观贤与有所委制：用贤的制度性原则　　然而，诸子时代，官学失守，道术为天下裂，百家蜂出并作，纷立新说，彷佛各有一把开启各自房门的钥匙却没有通用于各个房门的万能钥匙，不足以应付日新月异的历史变化与瞬息万变的社会需要。[16]尸佼杂学之价值正在于通众家之意，显露出以王治为原则，整合取合诸侯的诸家法思想之学术抱负，且能以政治实用为原则，不固持成见而能平等汲取[3]105。古人常谓杂家无所指归《隋书

5、经籍志》曰：杂者，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以见王者之化，无所不冠者也。放者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学，言非而博，是以杂错漫羡，无所指归。《刘子九流》曰：杂者，孔甲、尉缭、尸佼、淮夷之类也。明阴阳，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纵横，纳农植。取与不拘一绪。然而薄者则芜秽蔓衍，无所系心也。，近人或曰家而曰杂，实为不词。[17]然就实际政治而言，学术的杂糅是思想进程之需求，折衷主义是实用价值之显现，是学问术化、经世致用之必然，亦是政治智慧发展的标志之一[18]。

6、ont-size:16px;line-height:28px;iddot;元帝纪》），其统一的旗帜是儒家，统一的精神是杂家。[20]回观先秦杂家尸佼之学，扬去私精神，陈杂家旨趣，既博采众家优长之说，又能提挈精义以立纲维；既融洽凝合千端万绪，又能独出机杼而发治道王晓波更强调尸佼之学的创新成分：（尸子）把老子要求对待人民的去智与巧，改造成要求统治者的执一之道。他把孔子要克己复礼的正名，改造成客观的令名自正，令事自定。他把儒家义务论的仁义，改造成效益论的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他肯定了法家的自为，更要求统治者能以大私为公。（参见：王晓波.兼儒墨、合名法《尸子》的哲学

7、思想及其论辩[J].台湾国立大学哲学论评，2008，36：71.），实于战国中期开启治道学术合流之先河。甚者，其学深合儒法递嬗之态势，尽现治术融通之时风，或许预示着秦汉道术为天子合该语引自雷戈书名。（参见：雷戈.道术为天子合后战国思想史论[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31，90-120.）的思想史趋势。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