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创刊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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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改革》创刊记事“认真总结经验，坚定不移地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1985年10月1日，薄一波同志对《中国改革》创刊号的寄语。寒来暑往，弹指一挥间，《中国改革》伴随改革进程，已经走过了20年。三位老人一份倡议书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神州大地，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旋律。从80年代中期开始，“包字进城”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城市综合改革渐次展开。1984年，中央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又作出了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然而，具体细节如何操作？与农村自发改革自下而上不同，城市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数以万计的眼睛都紧盯着中央。而负有

2、领导与推动改革重任的广大党政机关干部，更是希望在第一时间了解改革动向、探询改革趋势。1982年2月8日，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报告中，提出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负责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5月4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成立。“改革开放速度很快，掀起的改革浪潮很高，如何能够比较权威地把中央的改革精神传达，并能够把各地涌现的改革经验及时交流？1982年底，当时体改委的同志们就开始感觉有必要出一个刊物，为大家交流改革经验、探讨改革实践提供一个平台。”《中国改革》创始人之一的谢文侠

3、回忆说。签名倡议创办《中国改革》的三位老人__周太和、童大林和安志文当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们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据童大林讲，周太和同志当年首先倡议创办这份杂志，但已届90高龄的周太和已记不起当时的细节。也许，在他们丰富的人生中，这么一件事情不过是顺理成章，又或许，创办一份专门弘扬改革精神的杂志，不过是所有改革战线同志们的共识而已。“传播改革的信息，交流改革的经验，追踪改革的信息，探讨改革的理论。”这是《中国改革》创刊时秉奉的四项原则。直接传达党和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开放重要的会议精神和工作重点，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正面宣传改革

4、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随便给人扣上“阻碍改革”、“反对改革”这类帽子。《中国改革》把这个风格一直坚持到今日。把国务院办公厅的家属也发动起来了在《中国改革》1986年创刊之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已经在1983年创办了《经济体制改革参考资料》，主管体改委理论组的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担任编辑组组长，谢文侠被从生产组抽调来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时任童大林秘书的宋廷明协助童大林负责稿件的终审。谢文侠回忆说，创刊时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里。刊物的读者对象都是党政机关的公务人员，杂志由于总是把改革最前沿的东西传达出来，获得了读者的认同，并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5、。1985年，轰轰烈烈的改革范围继续扩大，创办者们感觉到光有一本内参刊物难以满足读者，改革宣传的范围也很受限制，很多人甚至都借不到。为扩大读者对象，把党和中央政府关于改革的声音及时传播出去，已经成为很迫切的任务。1985年7月22日，文化部批文同意将由国家体改委以体改研宄会名义编印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参考资料》更名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改为国家体改委主办，作为体改委指导工作的公开刊物。1985年9月27日，邓小平同志为杂志题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参考资料》的编辑队伍已经从最初的负责编辑稿件的1个人，发展

6、到18个人。黄正身、马林、丁力、吕鹏、王小卓、蔺红英、肖英智等等随之加盟。谢文侠说，其中的很多人现在已经在农业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和国家发改委等部委任司局级干部。“80年代，我国建立了15个城市的改革信息交流会，有很多的信息员和通讯员。各省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宣传处也在搜集信息，加上各部委报给体改委的简报，桌子上一天就会堆起30多份内部刊物。看到好的，我们就会在杂志上予以登发。杂志的排版、印刷、发行和广告都“外包”给了一些热情改革事业的同仁。”宋廷明说，“具体的版式是与蒋一苇同志创办的经济管理出版社合作。蒋一苇很是热心，我们把审定的稿子

7、交给他，他派来资深编辑任涛，后来是马漂帮着排版。”印刷请光明日报社代做，发行请经济日报社做，内务由体改委的办公室负责。而把杂志装订在信封里，则是发动全体工作人员来做的，甚至一些家属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当时，还没有今天这么服务便利。把杂志塞信封、贴标签都是自己来做的。有的人把孩子带来一起包。”谢文侠言谈中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种大家齐动手的场景中。“贴一个标签是3分钱，塞一个信封是7分钱。”宋廷明回想起当年，有些开怀，“我们当时把国务院办公厅的家属也发动起来了。”第一本创刊号的封面照片是从新华社的照片里精挑细选的，设计很漂亮，引起了广泛的

8、关注。之后，国家经济信息中心以及最高检纷纷来此取经，请教创办刊物的经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关注，还有另一个背景。谢文侠告诉记者说，当时很有能力、比较精锐的、资格比较老并且对中国改革有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