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古代的重典治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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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中国古代的重典治吏-->中国古代惩贪立法中，重典治吏是一项贯穿始终的重要方法，总结其得失利弊，以古为鉴，对当前正进行的反腐介廉工作不无裨益。一、重典治吏的原因官吏贪污腐败是封建官僚社会激化阶级矛盾、触发农民起义、造成玫权更迭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将官吏对权力和金钱的贪欲遏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内，使得统治长治久安，是每个封建王朝初期立法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清明吏治，各朝都制定施行了一些防贪倡廉的制度和措施，诸如对官吏进行选任、考课、监察、奖惩以及道德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功效。明代《从政录》曾概括了清官的三种类型“有见理明

2、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然而儒家倡导的尽善尽美的道德标准和腐败产生的巨大财富的诱惑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视”，[1]常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本性，因此说仅靠道德觉悟解决官吏贪污受贿总是不现实的。只有出礼入法“宣律以顽绳”了。除此之外，探讨重典治吏的深层原因，还应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入手。１、重典治吏的政治原因首先，官吏是皇帝统治的人格化工具，是介于君与民之间的重要一环。皇帝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实施统治，因而国家及皇帝的治理便首先是对官吏的治理，其次才是对民众的治理，可以

3、说，治民的先决因素是治吏，因而古人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政治信条。由此看来官吏责任重大，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状况。其次，中国古代地方上行政与司法合一，官吏司法权与执法权集于一身。官吏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应当在享有较大权力的同时，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他的枉法对法律危害更大，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2]可谓一针见血。总之，重典治吏利用“官”与“民”的矛盾巧妙的掩盖了农民阶级和封建政权的矛盾。统治者“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而天怨人怒，未有不危亡者”[3]，通过对官吏严

4、格管理、重典惩治，借以缓和农民的不满与反抗，确保了政权的安定。２、重典治吏的经济原因贪污受贿，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在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权力在社会分配中可以被看成最一般的等价物。基于此，有学者认为贪污受贿是古代社会的特殊的再分配方式。[4]而这种“再分配”必须受统治者的控制。这是因为，中国封建官僚从建立伊始就有着官、商、高利贷者及大地主“四位一体”的特点。[5]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官吏种种经济上的特权和地位，而它反过来又驱使一些官吏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甚至篡权夺位，“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

5、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6]，历代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宽纵优待官吏的同时，又要用重典防止过多的资财流入官吏个人的腰包，实际上是防止官吏在与民争利基础上与君争权，维护统治者的经济地位。二、重典治吏的内容１、对官吏犯罪的法律惩罚重于常人。首先，它体现在贪罪与盗罪的量刑上。从上古开始，立法中便“盗”、“墨”相提或“盗”、“赃”并论，盖二者侵犯的对象均是公私财物。从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开始，便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思想，对于盗贼施以重刑。然而从立法中看，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远比盗贼为重。这是因为官吏以秘密方

6、式获取公有财物比一般盗窃情节恶劣、危害严重。官吏的这种行为不但破坏了自身执行公务的廉洁，而且对法律的尊严和政权的巩固建设也是一种破坏。正因为如此，历代对官吏犯赃都处以重刑。如《唐律疏议》规定，作为负有领导、主管之责或主办某项工作的官吏“监临主司”受财枉法的“十五疋绞”，而常人盗窃，即使五十疋，才是加役流而已。[7]　　其次，只要官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就构成犯罪，而不论数额的多少和枉法与否。数额和是否枉法只作为量刑的依据。早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8]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北魏时，监临

7、官（主管和执行官员）“受羊一只，酒一斟者，罪至大辟”[9]所谓“枉法无多少，皆死”。[10]唐律则规定，监临主司受财枉法，受贿相当于一尺绢的，要判处杖刑一百，并且一疋加一等，十五疋判处绞刑。即使不枉法，也只能减一等“一尺杖九十，三十疋加役流”因为不管枉法与否，接受贿赂本身就已破坏了当官的廉洁。从理论上讲，不论贪贿多少、枉法与否，都被视为非法而严加禁止，其目的就是使官吏无隙可乘，从而防微杜渐。再次，官吏不论以任何方式获得经济利益或所谓好处，都为王法所禁止。以唐律为例，间接接受财物也要处刑，如“监临之官家人乞借”罪，官员接受管辖

8、下的吏民的肉类、酒食、瓜果一类物品，要以受贿论处，甚至对于离职卸任的官员接受这一类物品，也要以受贿论，只不过按其在职时减三等处罚罢了。目的是防止上级官吏对下属吃拿卡要这种变相的受贿。此外，单纯的请托也构成犯罪。没有使用财物只靠人情向主管人员求办某事，也为法所禁止。请求人无论是为他还是为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