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文化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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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采与文化政治论文文化政治之所以在现代性问题中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是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张。它敦促属于不同文化和“生活世界”的人迎接异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战、为捍卫和改造自己的文化或“生活形式”而斗争。它逼迫人无时无刻不去思考在一个日益缩小的地球和日益扩大的人类交往范围里的“同”与“异”、“分”与“合”、“存”与“亡”、“兴”与”衰”的问题。尼采无论作为德国启蒙主义传统的继承人还是作为现代性“价值重估”的急先锋都以一种独特的敏锐牢牢地抓住了他的文化政治的目标和文化批评的对象。我们知道,尼采写作的时间距康德的批判

2、哲学已有将近一个世纪。这一百年正是德国从一个分裂的、落后的民族上升为一个即将统一的，经济和文化日见发达的欧洲主要民族的决定性过程。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著名的第一章“关于德国历史发展的一些特征”中指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德国市民阶级知识分子的先锋人物，如康德、赫尔德、荷尔德林和黑格尔都发自内心地欢迎法国革命。虽然拿破仑的入侵激发了德国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的热情，但这种热情一直同“启蒙”观念和资产阶级意识的高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时德国进步知识界的共识似乎是：德国现代史是随着法国人的进入而开始的。歌德和黑格尔等进步思想家甚至半公开地同情拿破仑统一德国

3、的行动，认为这是在替德国清除封建残余。在经济发达的莱茵地区.freelonstershatchedovernightfromthepensofthescribblersoftoday）。而正是这个叔本华（黑格尔的同代人和失败的竞争者）曾经预言，到一九零零年，德国人将不再能看懂德国古典作家的书了，因为“那时我们将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是属于我们高贵的‘今天’的破烂儿语言—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性无能”。（第六十三页）。面对“有教养的市侩”惊人的“文化”产量和那些榜样作家彼此间的雷同，尼采用他惯用的第二人称复数挖苦道：“别再生产那些垃圾啦，少了你们，别人也一样

4、会把它生产出来”。在痛骂“当代的语言钟点工”同时，尼采的批判着眼点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新的职业化学院知识界同新兴中产阶级消费大众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文化生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才真正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只是现在这个问题已不再有当年尼采把它提出来时的特定的文化和阶级背景，因为贵族和贵族精神的消亡，“自律自足的个人”的覆灭，现代主义乌托邦的不可能性都已不再是当代文化批评家需要考虑的主要历史因素和文化心理范畴了。但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观察”仍然证明自己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它超出了一般的文化社会学论述，而达到了一种文化政治意识上的

5、尖锐性。尼采敏锐地看出“学院匠人”和市侩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联系。首先，两者都有种沾沾自喜的满足感，认为德国有教养阶级的趣味、文化和教育体制在本质上不需要任何改进。其次，有教养的公众把在文化、趣味、思想等方面的判断完全交给专家学者去处理，然后再把他们的意见经混合、稀释和“系统化”后加以吸收。于是，一方面，“任何在这个内部循环之外的声音，他们要幺半信半疑、心不在焉地听着，要幺干脆充耳不闻”。（第9页）另一方面，“任何人只要具备学问家的资历，就能以权威的声音发言，好象他在趣味上就自然代表传统的、不会出差错的意见”。（第49页）尼采针对这种文化市侩主义对

6、“学者”的权威崇拜写道：“事实上，我们有理由假定，除了个别人能证明自己是例外，学者们大多既没有趣味，也没有思想，在审美上更是粗俗不堪。一旦加入到当代学术气喘吁吁、神经兮兮的赛跑中去，他们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能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呢？他们需要这样的凝视，因为它能居高临下地把那场竞赛视作为一种野蛮化的力量。这些少数人必将生活在矛盾之中并体验这个矛盾。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还有什么样的希望去战胜芸芸众生的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信仰。这些芸芸众生都把公众意见视为自己的保护神，再依靠彼此的相互支持而维持下来”。（第49-50页）尼采在文化上的贵族

7、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新近出版的尼采传记中更首次披露了他反对把工人劳动日从每天十二小时减至十一小时，支持使用童工，在听到巴黎公社社员洗劫卢浮宫艺术品的谣言后将那一天称为“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等等细节。尼采从来不是民主社会或大众社会的朋友，但他的文化政治立场在当代中国社会条件下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意义当然是由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特殊语境决定。首先，当代中国文化的重建无法避免同其它文化，尤其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包括近代欧洲经典文化和当代美国大众文化）形成一种（文化）政治性的紧张关系。其次，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商业化在国内环境里造成了精英文化内部和

8、精英文化与日常生活领域之间的激烈冲突。再次，中国文化、思想、和学术生产的专业化或“专家化”把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国家的关系作为一个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