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诗学绪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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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模糊诗学绪论论文.freeliley)曾为鲍契瓦尔的三值逻辑方案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认为，鲍氏系统中的第三值——“悖谬的”或“不确定的”。不应理解为与真、假并列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真值，它实际上根本不是真值。12这个观点，开了后来所谓“真值间隙论”(truthvaluegaptheory)的先河。真值间隙论在消解悖论方面具有符合人们的直觉的“非特设性”优点，特别是克里普克在1975年发表的《真理论论纲》中运用“有根基性”概念对此进行了精密刻划以后更是如此。对于排中律(laiddle)与二值法则(la.克莱因在《数学——失去确定性》一书中惊呼：“数学被剥夺了它的真理性，它再也不是一门独立

2、的、可靠的和基础稳固的知识实体了。”16数学还是数学，只不过它不再是人们传统观念中的那种一成不变的数学了。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导致的是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20世纪电灯、电话、电视、网络，由电气化到信息化，科学技术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带来了精神生活的巨大变革。这一切都将反映到文学里来。三、模糊诗学与历史诗学、文化诗学的区别模糊诗学不同于历史诗学。“历史诗学”研究文学“关涉、表述”(relate;represent)历史和历史“关涉、表述”文学的问题，即“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关联”、“关系”(relation)问题。“历史”可表示“诗学”的研究对象，在此意义上它是“关于历史的

3、诗学”，即关于历史的“诗性”(poetic)问题的理论，它涉及历史及“历史修撰”在本质上的“叙事性”(narrativity)、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以及意识形态性等;“历史”亦可指称研究文学“诗性”问题的学科参照以及立场、观点或“视域”，在此意义上它指“以历史为学科参照和原则方法的诗学”，它涉及文学在本质上(包括文学的各种要素和各个层面)的“历史性”(historicity)以及史学及其方法原则对文学的制约。17“历史诗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由俄国著名学者巴赫金提出的，在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巴赫金写了多篇论文、论著来探讨小说的本质及发展史问题，包括《小说的时

4、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长篇小说的话语》、《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和《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这些论文涉及小说的时空形式、话语特点和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层面，构成了其完整的小说理论体系。而贯穿这些论文的中心议题是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问题，巴赫金试图通过对“时空体”问题的论述来建立一门具有普遍诗学意义的“历史诗学”理论。18历史诗学研究的重点或者说它的切入点是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而模糊诗学的视野比历史诗学更开阔，尽管历史诗学也研究文学的本质与创作方法，但其参照系不同于模糊诗学。它的研究注重于作者、社会与文本，排除了读者这

5、一非常重要的一端，把接受过程置于诗学研究之外，这是它的一个缺陷。今天的历史诗学是新历史主义的一个发展，它对于形式主义的新批评是一个反拨。模糊诗学有别于文化诗学。文化诗学兴起于美国，而且它与“历史诗学”同源。首先打出这一旗帜的是在美国有着“新历史主义之父”身份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有的文章译为斯蒂芬·葛林伯雷)，他于1982年在《类型》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率先使用“新历史主义”一词。在《走向文化诗学》中，格林布拉特将“新历史主义”正名为“文化诗学”。1988年在《莎士比亚的商讨》一书中，格氏将文化诗学界定为“对集体生产的不同文化实践之研究和对各种

6、文化实践之间关系之探究。”19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艺术文化学的研究颇有实绩。在苏联，从50年代开始，就有了“艺术文化学”的提法，并出现了一批着力于研究文化系统中的艺术的学者（如巴赫金）。70-80年代的西方，更有一系列的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及从文化视角研究文学的专著和论文相继问世。诸如欧文·豪的《临界点:论文学与文化》(1973)、弗莱的《论文化与文学》(1978)以及论文集《英国文艺复兴新论》(1988),《新历史主义》(1989)等。在中国，学界普遍以为“新历史主义”即“文化诗学”，但更偏爱后者。这不单是因为有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倡导在先，主要是因为“文化诗学

7、”更符合中国学人的思维逻辑，更易获得其历史依据。文化诗学在中国的兴起是世纪之交，2000年4月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全国“文艺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首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深圳大学、辽宁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和学术出版单位的专家学者，共100多人出席了会议。2000年11月，《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