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人生的文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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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面现实人生的文学精神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始终绕不开文学期刊这一块，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报刊杂志的支撑和推动。正如有学者所言：“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在书报出版划定的文化空间中生存和发展，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找不出可与之相比拟的新的文化空间了。”那么具体对《小说月报》这一期刊来说，它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所提供的空间和产生的促进意义，是尤其明显而又无比重要的。特别是在茅盾先生任主编的那段时期，它的办刊宗旨、刊物风格、文学理念更是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探索和变革，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

2、义。　　《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7月，原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阵地，主要刊登文言说部、旧体诗词以及改良新剧等，标榜“不谈政治、不涉毁誉”，专以趣味供人消遣、回味、享受、娱乐，“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闲而读小说也……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共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正恰恰道出了其主张消闲与情趣的宗旨之所在。《小说月报》此时的格调和宗旨，固然与主编的个人趣味有关，但也与当时读者的口味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受当时市场销量的影响。在那样一个时期，中国的市民阶层逐渐兴起，他们有阅读能力，又有消遣和娱乐

3、的需要，《小说月报》正是迎合了这样的市场，虽然当时的中国革命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时任主编关注的不是这个，迎合市民们消遣娱乐的需要、获得足够多的订单才是杂志最看重的。这一情况直到1921年茅盾任主编才得以有所根本改变。　　茅盾最早与《小说月报》发生关联始于1916年，那年下半年他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就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于《小说月报》，主编“小说新潮”栏目。随着中国社会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以及参政议政热情开始高涨起来，那些主张趣味和消闲的小说要么再也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要么不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销量的下滑和销路的不畅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面对这一窘

4、况，加之当时革命思潮的冲击，不对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绝对不行的了。就在这一情况下，茅盾于1920年主动请缨，着手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条件是“已买下的稿子(指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引者注)一概不再在《小说月报》上刊登，以后《小说月报》的编辑方针不受馆方的约束。”11月份，茅盾正式接编《小说月报》，从此开始了该刊办刊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变革。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五四”运动影响远播，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而茅盾又是那么一个喜欢接受新事物和趋向革命的人，这决定了此后的《小说月报》将再也不以消遣和休闲为宗旨，而是紧跟时代的潮流，把握时代的脉搏，力求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能最大限度地

5、启人心志，有用于世道人心。后人在研究和评价1920年以后经过改革的《小说月报》时，指出了它的许多特点，诸如提倡现实主义，重视评论和翻译，观点左倾，始终关注现实人生，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一直保持论辩态势以及顽强坚韧、厚重坚实等。这些评价固然都可用在1921—1922年间茅盾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但更具体来说，我以为，茅盾主编时期的《小说月报》呈现出如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高扬革命民主精神，主张文学“为人生”　　　　茅盾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深刻的洞察，他认为中国当时正处于一个“乱世”时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理应成为时代的精神，而反映这种时代精神的创作应该是

6、“‘怨以怒’的真实人生文学”。其实，当时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正广为流行，而提倡人道主义，提倡“为真实人生”的文学更是大家争相谈论的话题。还在茅盾尚未正式接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他就已经撰文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认为新文学必须具备下列三个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是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惟其是要有普遍性的，所以我们要用语体来做；惟其是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所以我们要注重思想；惟其是为平民的，所以要有人道主义的精神。”等到他正式接编之后，只不过更以实际行动来履行这一主张。　　为张大革新声势，标明刊物立场，茅盾在自己着手主编的第1

7、期，即1921年1月1日第12卷第1号上，刊发了由自己亲自执笔的《改革宣言》，在此茅盾宣称：“就国外文学界情形言之……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期刊载的《文学研究会宣言》更强调指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茅盾的这一对文学功利性诉求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面对当时变动剧烈的社会形势以及对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忧患，文学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地叙写风花雪月和闲情逸致，而是着重求新、求变、求用。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