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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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２０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论文.freel...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588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哲学也是排斥价值的。当人们从新的视角，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科学的时候，价值自然也就进入了科学，与此同时也进入了科学哲学，并由此而引起了深刻的变革。库恩的科学哲学就是如此。他强调价值理性的重要性，从而实现了从单一的科学理性到多样的价值理性的转变。他以包含信念追求、价值选择、世界观等文化价值因素在内的范式理论，否定了科学理性和逻辑方法的绝对确定性。库恩的创新，从根本来说就是变革了科学哲学与科学

2、的实际历史、科学家的活动不相干的状况。他承认科学是一种合理性的事业，但他所理解的理性已不是冷冰冰的僵硬的逻辑，而主要是科学共同体的信念和选择。换句话说，科学事业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事业。因而，科学活动的意识即科学精神，总是受到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国家和民族人们普遍的信仰意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特点、社会习俗或风尚以及社会制度等构成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如果说波普尔所看到的科学家基本上还局限在逻辑主义范畴的话，那么库恩所看到的科学家已经走向社会历史的广阔天地。如果说波普尔注目于科学家个体的话，那么，库恩更看重科学家群体。因此，历史主义的兴起必然要冲破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隔阂，反对科学主义的正

3、统观点。费耶阿本德将文化人类学作为他进行科学哲学思考的基本支柱，“人类学方法是研究科学的结构（就此而言，也是研究任何其他生活形式的结构）的正确方法”（注：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所谓对科学活动进行人类学研究，在费耶阿本德看来就是必须探索科学家实际上怎样研究他们的环境的方式，必须考察他们的产品即知识的实际状态，和这个产品由于复杂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中的决定与行动的结果而发生变化的方式。人们用这种方法（人类学方法），试图在其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去“了解”一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的“关键观念”，而不歪曲它们的非正式的性质、丰富多彩、不清晰性和暖昧性等等，这些

4、性质都有重要的功能，把它们加以逻辑重建，就会看不到这些功能。所以，费耶阿本德强调对于科学理论进行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包括历史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例如，他自己对于17世纪的哥白尼—伽利略宇宙论的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时期的人类学研究。费耶阿本德还在1990年出版的《告别理性》一书提出了“告别理性”的口号，实际上他是想告别理性主义。他表明，理性主义即使对于科学本身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应当把对科学的关怀从其方法转移到实践。科学是活生生的丰富的实践，用理性去穷尽它，规范它，是阉割它。如果把科学作为理性主义的化身而主宰整个文化，那么这种“科学沙文主义”更是与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的“自由社会”不相容的

5、。费耶阿本德认为，文化包含诸多传统，科学只是其中一个特定传统。对于创造性的人类及其社会来说，各个传统有着平等的地位和发展机会。他写道：“自由社会是赋予一切传统以平等权利、平等地享受教育的权利和平等的其他权利地位的社会……（选择一个传统作为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是一种武断的行为，它只能诉诸权力来加以辩护。”（注：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1993年英文第3版，第228页。）费耶阿本德通过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引进科学哲学，极力反对“用科学的名义扼杀文化的意识形态”，并向人们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以暗示传统科学哲学的终结。劳丹声称：“科学哲学一直是一种党派的活动（正如波普尔论马克思和

6、弗洛伊德或杜恒论统计力学），是一种用来仲裁科学论争的工具。至于科学哲学是否有着作为意识形态的合法的地位，这是一个在现时代和历史上都感兴趣的问题。”（注：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王过渡译，《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4期。）在劳丹看来，尽管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是它的内容广泛地涉及到人、社会历史和文化，因而属于人文科学。“人类对认识周围世界和本身的好奇心之需要，丝毫不亚于对衣服和食物的需要。我们所知的一切文化人类学都表明，对宇宙运行机制的精细学说的追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使在刚够维持生存水平的‘原始’文化亦是如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表明，对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地位的了解，

7、深深植根于人类心灵之中。”（注：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正因为如此，劳丹指出：“与将科学中引入哲学、宗教和道德问题看成是偏见、迷信和非理性的胜利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一模型认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而且，否认这些因素的做法倒是非理性的，是一种偏见。”（注：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这一切表明传统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