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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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年晚清政治史研究概述近年来，近代史研究的重心有逐渐下移之势，晚清史研究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紧迫问题。姜涛撰《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1]一文，认为晚清史不仅是近代史，也是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晚清史的研究主要是在近代史的框架体系之内，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有不少缺陷；现在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开始日益凸显出来，晚清史怎样与清代前中期史进行整合，便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他提出，一方面，晚清史具有区别于清前中期史的强烈“个性”特点，研究晚清史应有区别于古史研究的新的近代史研究方法；另一方面，晚清史与清前中期史又

2、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当进行必要的整合，大型清史的修撰是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进一步整合的新动力，这需要属于古代史范畴的清史学界与近代史学界的通力合作。从研究方法来看，2002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关于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都在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了一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论文，其中有3篇是采取社会史的研究视角，颇有新意。路遥的《义和团运动发展阶段中的民间秘密教门》一文，具体考察了直隶、北京义和团中的民间秘密教门组织及

3、其活动。文章认为，拳教是义和团的重要构成，贯穿于运动全过程，它同乾嘉年间民间秘密教门有源流关系。义和团发展阶段主要在直隶境内展开，其时乾坎卦教开始浮现；至北京义和团发展高潮时，其组织便趋于多元化。集聚在乾、坎二卦旗帜下的拳教，同圣贤道、九宫道等各自展开活动，它们与清廷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义和团虽以民间秘密教门为依托，但不应把这场运动视为是一场宗教战争。美国学者何伟亚的《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一文，着重考察了义和团运动过程中八国联军、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团成员在北京的各种劫掠活动，以及当时西方媒体对此的反应

4、。作者认为，有关西方人士在谴责列强劫掠行为的同时，对西方文明内部的野蛮行为进行了道德批评和反省，提出了当时有关种族差别和文明进程关系之间的重要问题。德国学者狄德满的《义和团民与天主教徒在华北的武装冲突》一文，专题论述了以往相关研究较少涉及的华北地区天主教徒与义和团民的武装冲突活动。文章认为，华北地区的天主教武装活动是该地区历史悠久的集体性暴力活动的组成部分。外国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地位，领导天主教社群最大化地获取并控制各种资源。义和团高潮时期天主教社群的武装防御活动，是内部环境和外部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有

5、向社会史领域拓展的趋势。杨鹏程的《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民》[2]一文，根据《湘鄂米案电存》等重要资料，从灾害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长沙抢米风潮中官、绅、民三者所扮演的角色及互动关系，认为20世纪初年湖南连年灾歉导致严重的粮荒，由于财政拮据、官吏贪污、绅士抵制及“代邻省受祸”等原因，使官方解决粮荒问题的社会调控方案宣告失败；绅士平日借官势以欺民，在官绅发生利害冲突时则恃民以拒官，致使官方临变易帅，阵脚大乱；饥民指靠官府解决生存问题无望铤而走险，少数不良分子在劣绅的怂恿操纵下趁火打劫，扩大事态，最终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冲突，其结局

6、是官、绅、民三输，这是清王朝统治迅速走向崩溃的重要表征。沈渭滨的《论辛亥革命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兼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3]一文认为，东南地区是晚清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社会转型机制准备相对成熟的区域。辛亥革命为其社会转型提供了契机。从政治结构看，辛亥革命否定了君主专制政体，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构架、政治规范和政治运作程序的转型，东南地区随之成为民国时期全国政治民主化运动的高亢之区。从社会群体结构看，东南地区在辛亥革命后，传统的士农工商群体分野被冲破，新的社会阶级阶层产生。从社会经济结构看，辛亥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东南地

7、区民族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变化和城乡经济的联动。因此，从东南地区社会结构的变迁看，辛亥革命对社会转型的界标意义，明显超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起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林》增刊发表“辛亥革命与东南社会学术讨论会专刊”，其中姜义华的《论辛亥革命以来近代国家与社会非同步发展的政治整合》、熊月之的《辛亥革命：上海城市的特点与地位》、周育民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邵雍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刘学照的《

8、上海舆论、话语转移与辛亥革命》等论文，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从研究领域来看，2002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的十余年，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已逐渐成为冷门，但仍然有些具体的实证研究颇有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