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写法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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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写法漫议　　　　一　　初读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为《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二卷为《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以下统称“葛书”，引文出处仅注卷次、页码）是在1998年的5月。当时，我对儒家仁学的思想内涵很感兴趣。所以，一拿到刚刚出版的葛书第一卷，我就迫不及待地翻到书中专门讨论“仁”的部分（见第179—181页），试图从这部时新的著作中得到一些更新的启发。却不料葛书对“仁”的内涵仅从“仁者爱人”层面作解，连众所周知的“克己复礼为仁”这一维度都不顾及[1]，而且书中还引述某个时髦学者的“考证”，称“仁”的“本义当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

2、’”——果如此，则“仁者”的“本义”岂不当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的人”？——我想。于是，就把读这本书的计划搁置了下来。2000年年底，葛书又出了第二卷，我犹豫再三，过了四五个月才买了一本，放在书架上。直到最近，在书店看到葛书的《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也出了单行本，影响似乎越来越大，我才下了决心，要去啃啃这部长达119万字的思想史大著。　　不过，说实在的，直到开始写这篇小文章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读完精装的葛书两卷本初版。因为我读书一向有一个习惯，碰到疑惑不解的问题，往往要去查其它书中的说法。这回看到葛书劈头第一句“科林伍德（R.G.Colling.　二　　作为《中国禅思想史》等书的作者，葛兆光在

3、思想史写作方面，并不是一个新手，他对思想史研究和写作的思路，还作过很多的思考。对于他在思想史撰述方面的一些“新的思路”，他自己显然是比较看重的[6]，许多评论者对他的《中国思想史》表示肯定，也往往着重于这一方面[7]。但是，从《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导论及书中其它部分的有关论述来看，葛对思想史的理解和他的那些自以为新颖的研究撰述思路恐怕都是很成问题的，甚至是相当混乱的。在此，我们不妨首先看看他对思想史本身以及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理解。　　在葛兆光看来，思想史的面目是模糊不清的，与邻近其他学科的界限也是不确定的。他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导言》开头这样写道：　　“至今，思想史仍是一个难以把握的

4、领域，它的中心虽然清楚，但是叙述的边界却相当模糊，致使它常常模糊不清，也无法像它的邻近学科那样清楚地确立自己的边界，比如它与宗教史、学术史常常关注相同的对象，以至于它们总要发生‘领土争端’，比如它与社会史、文化史常常需要共享一些知识和论文联盟.L.编辑。三　　说到历史著作的“重写”，这里恐怕有必要对两种情况作一些分疏：一种是作者自己过去写过一种或数种，后来又另起炉灶，按照新的观点和方法，再写一部同类著作。如冯友兰早年以《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成名，中年写过《中国哲学小史》和《中国哲学简史》，晚年有了新的心得，又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算作狭义上的“重写”。还有一

5、种情况是作者自己过去没有写过同类著作，但对他人著作不满意，于是写了一部，试图推翻前人定论，为后人树立新的范式，这也可以说是广义上的重写。八十年代以来学界流行的各种“重写”（包括重写中国文学史、重写中国思想史、重写中国文明史等等）的尝试，大多属于此类。后一种重写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也不难，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尺度太宽。不像狭义的重写有作者自己以前的同类著作可以作为对照，广义上的重写是与他人的同类著作相比较，作者自己过去没写过，现在无论怎么写，只要写出了一种，都可以说是“重写”。这是一个问题——对“重写”结果的评价和判定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过去的研究成果和撰述经验。狭义上

6、的重写者虽也往往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但因为自己过去毕竟作过相当的研究，写过同类著作，对过去的经验总不免有所凭借，纵或观点刻意求新，附会新说，在基本材料的处理和基本方法的运用上总不至于离谱太甚。而广义上的重写者则不同，他们以前没有尝到过这方面的甘苦，现在又急于出新，力图表现得不同凡响，这样就有可能会忽视前人研究成果和撰述经验，对学术传统缺乏尊重，甚至暴露出基于无知的傲慢与偏见。这个问题在葛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作为一部追求“个人性”的标新立异的思想史论著，葛书在写法上下了相当大的功夫。有时候，为了突出自己的新写法的意义，他还不惜将其与传统的写法以至于学术著作的基本体例规范机械地对

7、立起来。如他对按人分章的教科书模式的贬低，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思想史写作本不只有一种模式，按人分章论述的教科书只是一种。而且，好些教材的学术水准也并不比专著低，如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都是教材，可不妨碍它们成为名著。葛兆光不明就里，非要与那种平庸的千篇一律的教科书争一日之短长，而且在“讲法”和写法上纠缠不清（详见第一卷第59页），这除了说明自己的专著脱胎于讲稿以外，究竟又能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