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我对法治中国的具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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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卫东：我对法治中国的具体设计2015年06月06日21:16来源：凤凰大学问 作者：季卫东本文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教授在天则经济所双周论坛上的演讲，由季卫东教授本人供稿，凤凰大学问精编发布，与广大网友分享。如何在中国实现法治，季老师从构建法律共同体、依宪执政、违宪审查、立法改革、司法改革、法官调整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他认为，市场竞争、利益集团竞争和党内民主化三种竞争将是法治的驱动力。为了避免权力一元化陷阱，需要构建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法律共同体，然后再限权、分权。季卫东：现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

2、院院长、凯原讲席教授、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亚洲宪法和审判制度等。著有《现代中国的法制变迁》《宪政新论》《中国审判的构图》等。以下是演讲内容精编：只有正确的手段才能实现正确的目标，我们需要制度设计的技巧一方面，我想讲一讲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和方案，到四中全会提出法治中国的基本设想，这两个全会决定之间的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我们能不能在两个决定构成的基本框架中找到真正推动制度创新的契机？创新必须有自由的空

3、间，可惜这种自由空间被意识形态之争大幅度压缩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找出一些推动制度创新的契机以及技术性手段。实际上，对于制度变迁而言，最重要的还不是选择理想的目标，而是选择达到目标的适当手段。只有当人们选择了正确的手段，才有可能实现正确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既有的框架里找到变革的契机，以此为抓手进行点点滴滴的制度建设是实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12另一方面，我想在全球化以及世界史上的结构大转换的视野里谈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法治范式的创新问题。关于推行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想大家都耳熟能

4、详，怎样在中国的实际条件下具体落实，需要琢磨操作技艺。在未来几十年，我们必须推动民主法治，以使国家治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态势，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二十一世纪人类以及中国不得不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跟踪经济社会体制和法治原理的深层次演变的趋势和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以便思考和践行经济和制度的范式创新。总之，既有范式下的制度创新以及范式本身的创新，都是我们在当下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涉及这两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无论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还是法

5、治中国的构想，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没有1970年代末启动的那场经济体制改革，很多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方面的举措也许不会退出，至少会被延迟。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市场化推动了法制建设。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法治秩序？很多人已经从不同角度做过很好的分析。我在这里还是要对相关的基本思路做一个梳理，以便界定问题，分析制度演变的路径。市场经济要求法治，目的是保障竞争机制的健全发展。竞争是否自由、是否公平，游戏规则的内容和执行情况具有决定性意义。为了说明竞争对法治的推动作用，我介绍一下这几天在北京的活动以及讨论的内容

6、。福山认为中国不同于西方，中国是国家权力太强，法治和民主问责太弱，而好的体制需要三者平衡。应国家外国专家局的邀请，名满天下的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教授和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到北京做了系列演讲，并参加了关门讨论。我作为中方对话者和评议人全程参加了有关活动，并就福山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厘清问题的脉络和背景，我先把福山的理论框架大致介绍一下。他认为在所有政治体制发展过程中有三个元素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是国家权力，第二个是法治，第三个是民主问责。这三个元素的比例如何，他们互相组合如何，这是由一个国家的

7、国情和历史进程，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决定的。但是，好的政治体制，必须在这三者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福山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是国家权力太强，但是法治和民主问责不够。反过来，作为比较和对照的案例，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法治和民主问责都很强，但国家权力方面存在问题，有时无法有效地做出决定。这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框架，着眼点是国家权力以及对权力的法律制约和民主问责。中国国家权力太强，实现法治需要社会压力，民主问责是一种压力，但更重要的动因来自竞争。12我在评议环节表示认同他的分析方法以及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建议：应该按照先法

8、治、后民主的顺序推动改革，当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先后顺序也未必那么清楚不变。这里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既然中国的国家权力非常强，而法治又是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的一种制度设计，那么国家接受这种限制的动机何在、理由何在？欧洲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从封建制开始的，王权还受到教权制衡，所以推行法治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要在中央集权制下进行，国家的权力乃至能力都特别强，为什么要用法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