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限制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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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限制论析[摘　要]限制网上版权的滥用，必须首先了解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限制的背景，国外限制网上知识产权的理论及我国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现状，探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偏高的动因与立法限制的依据。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权利限制，理论探讨　　2001年我国修改《著作权法》，提出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并授权国务院另行制定该权利的管理办法。这无疑是根据中国法律文化的特点，又深刻理解作品在网络传播的权利与保护的一个立法创设，比之“网下复制权、发行权的涵义延伸”及“向公众传播权”、“向公众提供权”[1]的提法更为准确、明朗。然而，如何在加强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保

2、护的同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作出必要的限制，以及如何限制，包括对现行法律的修订及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管理办法》中如何体现，则是学术界目前尚未作出深入探讨的。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限制的背景　　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在研究方面均起步较晚，甚至有在争取“入关”“入世”过程中被发达国家“赶”着提高保护水平，特别是被美国通过四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牵”着走过来的感觉。入世前夕，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不断攀高，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的保护水平。由于这是我国学界权威与司法、行政自觉不自觉的一次联手行动，故，直到2003年初，当超越TRIPS

3、最低标准的“强保护”在社会实践面前显得尴尬的时候，有关评论也仅仅认为是过去偏于落后，现今“致力于提高本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原因，轻描淡写，并不涉及“攀高”与“超标”的社会背景与人为因素。相反，对一些学者在入世前后从中国立法与实践出发论证与批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偏高，则指责为“多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国家利益不利的角度出发，缺乏学理上的深入分析与理论上的说服力”（费兰芳，2003）。当然，学术争鸣，各抒己见，轩辕难定；只是，评论过去，当有一定之规，且以不失偏颇为宜。我国2000年学界出现某些指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偏高的学说，联系实际，从发展中国家

4、的现状、TRIPS协定的最低标准以及我国弱势群体诸多方面予以论证（沈木珠，2002），须知要突破我国知识产权界的某些藩篱而发表某些零碎的不同见解，这在中国入世前已属极不容易的事情，何况那些具学理上深入分析的有理论建树的一家之言。　　二、劳伦斯·莱格斯关于限制网络知识产权的论述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莱格斯于2000年和2002年分别出版了《代码及网络空间法》、《未来的观念》两部专著，并发表了一些文稿，对网络知识产权的限制提出新的见解，提出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在网络时代已经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必须对之加以改革以恢复其本来面目的理论。劳伦斯？莱格斯限制网络知

5、识产权的理论基于其对因特网对美国社会格局影响的分析。他认为因特网的出现冲击并瓦解了以古典经济学和自由民主为基石、崇尚个人主义的传统社会，使世界呈现互联、开放的崭新面貌，特别是大大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成本，逐步产生了一个资源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共产权与全民所有代替了私人产权与个人主义，人们在其中交流细节不再是经济的或法律的程序，而是资源的共享。　　网络的公共领域，属于新型的公共领域，劳伦斯·莱格斯借鉴了YochBellkler教授的三层次社会模型将之分为内容层、物理层与逻辑层。基于此，劳伦斯？莱格斯坚决支持开放源代码运动，并对美国国会1998年通过的《数字

6、千年著作权法》中的反规避条款[2]提出批评，认为这一法案是好莱坞、RIAA等商业集团运作推动的产物，它将代码变成了法律，限制了公共领域的范围，违反了知识产权法的根本原则。　　在具体对策与具体法条的修订上，劳伦斯？莱格斯也分别从物理、逻辑、内容三个层面提出了意见。在物理层的公共领域，他主张限制诸如AOL、AYA》上载供阅读下载属于侵权；而且，原告以无方名义发表时注明“版权所有，不得转载”，被告不能适用《著作权法》第32条的“可以转载”，但须“支付报酬”的规定。然而，如何惩罚，《著作权法》与实施细则没有规定，也没有相关案例可以援引。在法无规定的情况下，过分强调被告的“主观

7、故意”显见不妥。特别是惩罚性赔偿金693元，是按国家规定的应付稿酬231元的3倍，属判决无据。若按此比例，陈兴良一案的赔偿金与稿酬，就远不是8万元了。因此，我们以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第一案的经济赔偿，开了一个巨额赔偿的先例。　　如果说陈卫华案在维护作者对作品专有权方面作出新的探讨，即从传统的网下侵权向网上延伸的话，那么，王蒙诉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著作侵权案，则将这种保护的法律依据作出新的解释，对法律适用作出新的运用。如针对被告提出的“我国法律对在国际互联网传播他人作品是否需要取得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没有任何规定，法院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