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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写做加法的文学论文伴随着19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尤其是语言学转型,中国当代文学逐渐迎来自己的“减法”时代。这“减法”时代伴随着一系列文学运动。往上,可以追溯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它们试图在批判和反思中从文学中减掉“政治”(其专门用语叫“极权”)。可实际上,它们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圈子,甚至在叙事策略上跟此前的文学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尽管如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它们还是第一次喊出了文学需要做“减法”的口号,虽然其实践跟口号背离甚远。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在一时的昂扬之后,“伤
2、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很快就迎来了“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等对它们的质疑。客观地看,“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才在真正作用上实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学转向,因而才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真正开端。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就是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深刻反思,就是从关注“写什么”转向关注“怎么写”。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比,这才是真正作用上做“减法”的文学。不仅试图从文学中减去“政治”的包袱,而且还要减去“现实”的重负,让文学回归自身。然而,归根结底,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这还是做“加法”的
3、文学,只不过他们做“加法”的方式比较迂回而已。简而言之,它们要加给文学新的语言、新的叙事;而后,滚雪球般,由文学语言、叙事方式的转换,形成新的文学规范;而后,又由这新的文学规范形成新的情感和思想规范;最终,形成新的文化和社会规范。这一转向不仅是形式诉求,而且也有严肃的价值诉求。宽泛地说,就是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这一文学实践的确赋予文学以新面貌,再加上推动这一文学思潮的人大都具有理想情怀和严肃精神,因而,尽管这一文学运动未能在更深广的范围内得以延展,但却成为“新时期”以来最为精彩的文
4、学实践。不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真正的“减法”时代。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式方面,二是价值方面。在形式方面,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以“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实践,固然是从形式开始自己的文学革命,但这形式背后却有切实的价值诉求,即其形式革命还是有依托的,因而,尽管这些实践显得有些高蹈乃至诡异,但仔细追究,还是可以找到其逻辑起点的。但好景不长,这一文学试验高潮过后,大多当事人逐渐理想不再,严肃精神也渐次消退,而后来者又无法深味这一文
5、学试验背后的深层诉求,因而,其写作更多地停留在为形式而形式上,到后来,甚至连为形式而形式的激情也丧失殆尽。看看今天打着先锋旗号写作的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语言上是何等的混乱,何等的语无伦次,就知道这一文学试验的落差有多大。中国当代文学终于有了“做空”的形式。更为严重的是,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在形式上“做空”的时候,中国迅速进入消费主义时代,形式真空的当代文学,很快为消费主义所包围,并在相当程度上为其所捕获,不仅丧失了形式革命的动力,而且也失去了价值突围、观念重构的机遇。关于这一点,一个最为重要的表征就是:“新
6、时期”以来高扬的“人的文学”的大旗,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得到落实。只要看一看,当时我们曾经千呼万唤的“人性”,在当下的文学实践中,往往表现为物欲、情欲,甚至表现为兽欲,就知道,这样的判断绝非危言耸听。就这样,中国当代文学告别了曾经的“高大上”时代。虽然有些“虚肿”,迎来了自己的“矮穷丑”时代——其表现的确“屌丝”。中国当代文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曾经是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引领者之一,可在当今的“屌丝”时代,不仅风光不再,甚至成为其“洼地”。这不得不让人慨叹其陷落之深,也不得不让人反思
7、我们的文学到底怎么了,更不得不让人追问:到底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文学走出其“屌丝”困局,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对其追问的一个回答就是:重写做“加法”的文学。近年,做“加法”的文学渐次出现,并引发关注。杜卫东、周新京的长篇小说新作《江河水》,就是做“加法”的文学之最新收获。这收获的表现之一就是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正面人物”群像。[1][2][3]下一页这样的评价,对普通读者而言,似乎太过“低调”了,文学的功用之一不就是传达正向价值吗?传达正向价值的手段之一不就是塑造正面人物形象吗?而塑造“正面人物”形象不
8、就是我们的文学曾经擅长的主要策略之一吗?既然如此,何谈收获?然而,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人,尤其是熟悉“新时期”以降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走向、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目前状况的人,就会知道,这样的评价,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高调”,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甚至有曲高和寡之嫌。正如我们上文所言,在做“减法”的文学实践中,一开始,我们要告别“革命”、告别“政治”、告别“现实”,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告别此前文学中“高大全”的文学人物。因而,在文学语言和叙事策略上,我们也逐渐告别传统的文学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