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与古典戏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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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安文学与古典戏曲关联分析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指出了党的文艺工作应该具有“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更是首先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到最为关键的位置上,突出强调了文艺的实用性和教育功能。这样,戏曲的改造成了延安文艺的“排头兵”,改造后的戏曲作品平剧《逼上梁山》,京剧《三打祝家庄》是延安文艺第一批较为标准的成果。话剧也吸收民族戏曲传统,新歌剧《白毛

2、女》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它以民族戏曲与民歌曲调为素材,以民族语言为基础,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与反抗斗争,表现了人民对于旧社会的愤恨与对新社会的热爱。延安文艺之所以选择戏曲作为“排头兵”是因为传统戏曲与文化层次极低的农民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它可以说是农民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体现形式。延安时期看重戏曲,倡导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时首先以戏曲的重新重视作为起点,是因为底层民众与民族戏曲传统的血肉联系。为了启蒙的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采取的是绞杀传统戏曲的方法,然而由于没有提供能够取代像传统戏曲一样对民

3、众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形式,采自西方的话剧其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与传统戏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启蒙的成效相当有限。延安时期却采取了尊重民众的习惯,采取利用民族戏曲传统并对之进行适度改造的手段,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此外,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戏曲还具有独特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具有与民间祭祀和民间节日活动密切相关,具有民众群体集结、参与、狂欢的特点。因此,“一个建构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共同的价值观念形态、共同的情绪、共同的焦虑与向往的时代,往往是戏剧繁荣的时代。每当意识形态感到群体本质认同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因而要重温

4、或再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戏剧便具备了繁荣的客观条件。”[1]而延安时期无疑正是意识形态感到群体本质认同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极力需要再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延安文学与中国古典戏曲传统联系的表现中国民族戏曲传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与广大人民深厚的精神联系;二是具有丰富积极的内容;三是拥有精湛的技术。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也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首先,延安文学无疑是与民族传统戏曲一样与广大人民拥有密切的精神联系。中国传统戏曲从远古时代的原始歌舞开始,经过汉代“百戏”,唐代“代面”

5、、宋元“杂剧”、明清“传奇”以及清中后期兴起的“乱弹”等多种形态的嬗变,它结合宗教、民俗、日常人际交往活动的历史一直在绵延,它介入人们的各类活动,从而使自己也成为这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传统戏曲与广大人民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戏曲具有着现实主义精神与浓郁的民间性。夏衍曾经在文章中说到:“在一切艺术部门中,中国戏剧是最‘即于现实政治’的一种,惟其即于现实政治,而又敢于表白民间的意见,所以它能够逐渐发达而成为具有移风易俗之效的一种真正大众化了的艺术。”[2]“即于现实政治”指的就是现实主义传统与人

6、民性。当然此处所说的传统戏曲的现实主义传统主要是指一种创作精神,一种面对现实、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严格遵照现实,“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去描写生活”的创作方法。事实上,中国传统戏曲是在写意的美学思想指导下,通过程式化与虚拟化的艺术手段来表现生活的,这就决定了传统戏曲的创作方法倒是更加接近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延安文艺无疑继承了传统戏曲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传统。如果按照通常的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界将延安文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那么延安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传统应该说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

7、前期以萧军、舒群、丁玲、罗烽、艾青等人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家们都具有独立不倚的个性,使得他们对于现实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而不只是将政治观念进行图解。他们的创作资源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切身的感受。对现实主义的坚持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与当时存在的严重的阶级压迫,同时也并不回避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诗人创造诗,即是给人类诸般生活以审视、批判、诱发、警惕、鼓舞、赞扬”[3]这些人在“左联”时期与鲁迅有过或密或疏的交往,鲁迅的直面现实的人格与创作精神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前期延安文艺的现实主义

8、精神和人民性是由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本着自己对于现实的思考,与民众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后进行创作文艺作品而体现出来的。这就类似于传统戏曲的元杂剧与明清传奇阶段,主要是当时的文人戏曲作家借助杂剧和传奇表达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内涵。后期的延安文艺更加讲求文艺的政治性,这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要领导广大人民争取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以及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