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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策略已入隆冬,南国羊城依然绿树红花。1994年11月下旬,《青年思想家》邀请了参加中国近代文学第七届年会的一批着名学者举行座谈会,主题是畅谈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谈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学者们除了为取得的研究成果欣喜之外,也不无忧虑。大家觉得,近代文学的研究与中国近代其他学科的研究相比仍显得相当薄弱。南京大学教授王立兴先生严肃指出,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学科地位的偏低。直到现在国家教委制定的大学中文系教学计划中,近代文学仍然没有成为独立的必修课,没有独立的硕士点、博士点。二是学科队伍太小。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专门从事近代
2、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总数不足300人,有的省甚至是近代文学研究的空白区。而现有的人员也存在着老化问题,有后继无人之虞。王立兴教授呼吁各界关注近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一直被忽视,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认为,这个时期没有产生世界性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没有产生一种独立成熟的文学样式,一切都不成熟。中国社科院近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王飚研究员对此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近代文学的价值恰恰就在于它的“不成熟”,在于它隐含着全部新文学的“胚胎”。在它之前,是绵延数千年、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同时又几乎定型化的古典文学。而在它之后,却是面貌全新、充满青
3、春活力、至今还在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文学。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次最伟大的变革,是文学体系的转型。文学体系包括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基础、文学观念和审美规范、创作主体和接受对象、作品社会内容和文化内涵、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文学语言和文学的存在与传播方式,以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在内的文学结构系统。王飚先生指出,如果不能说明中国古典文学是怎样转变成新文学的,不能揭示“新胚胎”的发生和发展,那么一部完整的中华文学史将永远断裂成互不衔接的两部。这就是中国近代文学——文学体系转型期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任务,以及这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意义。近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如
4、何深入?山东大学教授郭延礼先生认为:必须先拓宽研究的领域。他在充分占有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的“倾斜”状况(即向主潮和大家的倾斜),这种倾斜造成了研究面的相对缩小。如近代诗研究侧重于龚自珍、魏源、张维屏、“诗界革命派”、“南社”和秋瑾等革命派诗人,近代散文研究侧重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体散文,近代小说研究侧重于四大谴责小说。而对于近代文学史上所谓“旧派文学”,如诗中的“宋诗派”、“同光体”,散文中的“桐城派”,小说中的“鸳鸯蝴蝶派”等,则研究不够。即以“南社”而论,研究面就相当狭窄。“南社”有作家数百,重要的、有成就的亦不少于百人,而现在研
5、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宁调元、马君武、黄节、徐自华、于右任等十余人的范围,这就影响了对“南社”诗歌的总体认识。科学地讲,要全面地审视近代文学,必须对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社团、流派、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否则有些结论就很难站得住脚。比如过去对于“桐城派”、“同光体”的评价就有以偏盖全、一笔抹煞的倾向。以“同光体”领袖陈三立而论,他的诗作也并非全是脱离现实的消极颓唐之作,过去有人以他的诗句“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作为陈三立远离现实、欲作隐者的根据,其实这两句诗恰恰是戊戌政变诗
6、人与其父同被革职后,面对激荡的时代风云和祖国危亡日深的现实所写下的愤激之词。《散原精舍诗集》中许多关心现实、抒写诗人家国之痛、民生之哀的诗篇即可为证。但由于对陈三立缺乏全面而认真的研究,不仅对其诗歌评价过低,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同光体”诗派的正确认识。那种把“同光体”视为反现实主义流派的看法显然是不全面、不正确的。近代文学研究中面的狭窄,也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如何拓宽作家研究面?华南师大教授钟贤培先生指出:“应该屏弃庸俗社会学的偏见,不要以进步和保守作简单化的褒贬界定。钟先生分析说:近代作家处于世纪之交,社会急剧变化,社会思潮迭起,作家思想
7、比较复杂,有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并反映到他们的创作中,对他们的思想、作品应作历史的、辩证的梳理。对于一些政治思想或文学思想比较保守的作家,如“宋诗派”、“湘乡派”、“同光体”以及“鸳鸯蝴蝶派”,应科学研究,还其历史的真面目。钟教授还认为,加强地域性作家的研究,也是拓宽作家研究面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广东而言,近代产生很多重要作家,从张维屏始,至“南社”的苏曼殊、黄节止,不下十余人。其实,与他们同时期的作家大有人在,如与张维屏并称“粤东三子”的黄培芳、谭敬昭,与高天梅等并称“南社四剑”的潘飞声,被谭献推为“南社正宗”的词家叶衍兰等,均尚未展开
8、研究。对于重视和加强地域文学的研究,青年学者西北师大龚喜平副教授认为,这是完善近代文学学科体系、促进研究繁荣的重要层面。他的理由是:地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