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人“大武铜戚” 探寻巴人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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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3卷第2期铜仁学院学报Vol.13,No.22011年3月JournalofTongrenUniversityMar.2011收稿日期：2010-12-27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财政厅科研项目“同宗音乐地域性差异研究——基于湖南湘西、湖北鄂西两地土家族民歌研究”（08C694）作者简介：陈东（1975-），男，土家族，湖南永顺人，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土家族音乐文化研究。从巴人“大武铜戚”探寻巴人族源陈东（吉首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湖南吉首416000）摘要：在湖北荆门出土的巴人“大武铜戚”，是巴人的兵器，也

2、是巴人武舞的舞具。铜戚上的“蛙人”图案，有着特定的文化意义。试图从这里入手，对巴人的族源作一次探寻。关键词：大武铜戚；巴人族源中图分类号：K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39(2011)02-0105-041960年在湖北荆门县出土的一件“大武铜戚”，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巴人的遗物，因为同时出土的还有同其他地区一样的巴式柳叶形青铜短剑。铜戚上“大武□兵”的字样，使人联想到史籍上所记载的巴人参与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于是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就此作了专门的论证。一关于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在各类古籍上都有记

3、载，此不赘述。对于巴人是否参与了这场战役，至今尚有争论。因为除晋人常璩在其所著的《华阳国志》中提到巴人参与了武王伐纣并且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之外，在其他典籍上均未看到巴人参战的消息。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巴人在濮人中，或巴人在彭人中，或巴人在髳人中。总之，想在《牧誓》中点到的“庸、蜀、羌、髳、彭、濮、微、卢”这八个方国部落的队伍中寻找巴人的身影。实际上这种牵强附会的粘连没有必要。按照这八个部落当时的地望，大概都不出汉水流域，而巴方部落就在这地域之中，巴人不参战显然是不可能的，况且巴人与商人早就有宿怨和世仇。因在商武丁王时期，巴人

4、就与商人发生了战争，武丁王的元配夫人妇好几次领兵征伐巴人，商代甲骨卜辞中记有此事。这说明巴人与商人常处于敌对关系。周武王伐纣，联合天下诸侯和汉水流域八大部落联盟，生栖在这一地域并且已有一百多年与商人对抗战争经验的巴民族没有参战，这在客观历史环境下或在主观情绪上都很难说得过去。周人灭商成功，很轻松地取得天下，大喜之余，便也要仿照前人的惯例好好庆贺一番。周武王于是委托其弟周公旦编创一套在开国庆典上表演的武舞，用于歌颂自己揽坐江山的丰功伟绩。巴人在牧野之战前后的那种“前歌后舞”的颇有杀伐之威、令殷人丧胆的战阵武舞，显然会给周武王和周公旦

5、留下深刻的印象，周公旦将巴人的武舞移植为庆典用的舞蹈也是理所当然的。武舞的舞具当然也是兵器，无非盾牌与戈、剑、斧之类的东西，所谓干戚之物。干，即盾；戚，则为钺，一种类似于斧的兵器。一手执干（盾牌）；一手执戚（斧），以歌踏节而舞，国家庆典以八八六十四人成方阵队形变化表演，这便是西周王朝建立后创编的舞蹈，史称大武舞。手中的戚，应多是铜制的，也有玉制的。手中106铜仁学院学报2011年的盾牌则是木制的。《周礼·春官·序官》记载说：“干舞者，所执为楯也。”郭璞注“干舞”时也说：“执楯武舞也。”楯，与盾同音，是指用坚实的木板作成的木盾牌，也

6、就是板楯，然而从历史的印象看，似乎拿着板楯作战的多是指巴人，他们在一千年以后被秦汉时期的汉人称为板楯蛮。如此看来，巴人执板楯而战和执板楯而舞，在商周之交就已通行。如果按其发生的时间推测，则学会用坚硬的木板作盾牌，恐怕应至少在商代晚期就已出现了。联想到1974年以后在陕西宝鸡市南边的茹家庄、竹园沟等地挖掘的西周早期弓鱼国墓葬中出土的25块板楯和十多件柳叶形巴式剑，这种推测应该是成立的。进行以上论述，是为了说明两点：一是巴人参与了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并且参加了周人依据他们的武舞而编制的大武舞；二是参加这场战争和大武舞表演的就是手执板

7、楯的巴人。到此，我不必再去关注那段刀光剑影的历史，而是把眼光投向荆门出土的这件“大武铜戚”上的那个“蛙人”形图案（见图1）。这个图案铸刻在巴人的兵器和舞具上，显然是有特定意义的。人如蛙形而舞，两手操蛇状之物，头上为卷羊角形线条，双足分踏太阳和月亮，这不得不使人感到神秘而引发深深的思考。图1荆门“大武铜戚”上的“蛙人”形图案翻开中国古文化史，不难发现在原始社会图腾崇拜阶段，“蛙”被作为一种动物图腾，主要表现在中国史前社会的西北文化区。蛙纹在黄河中上游广大地区的彩陶装饰艺术中较为常见，且形象丰富多样。从其出现到消失，延续了从半坡类型到

8、庙底沟、到马家窑、到半山、到马厂、到齐家文化的漫长的历史跨度。最早的蛙纹见于山西临潼姜家寨半坡期的陶盆里面，但不画在中央而画在一旁，其画法显示出写实性。到庙底沟期，蛙纹一般画在盆的外壁，样子也还接近于写实。马家窑期彩陶上的蛙纹，已经脱离了写实风格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