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南斯拉夫建交研究论文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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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　　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迟至1955年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对这段历史，程中原撰写的《张闻天传》、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的《张闻天年谱》等均有提及，但囿于文体等原因，未能详述其过程。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伍修权所著《回忆与怀念》一书则记述了他所经历和了解的有关情形。据笔者所及，已有的为数甚少的

3、关于中南关系史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建交以后的历史，也许由于掌握史料的局限，对建交过程着墨不多，亦间有讹误，例如，称中南建交是由中国首先做出决定、南斯拉夫积极响应而得以实现的，这显然不符合史实。从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的档案中，笔者涉猎到关于中南建交的第一手资料，遂尝试撰文更为完整地再现这一中国建交史上特殊个案的真实情况。　　一、南斯拉夫对新中国的承认与中南建交的搁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南两国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一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领导人民发展了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经过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同

4、样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法西斯有生力量，也同样在反抗侵略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最终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在1945年11月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后，南斯拉夫没有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建交，而是继续同情、支持中国革命。中共也十分钦佩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共产党，一直关注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南斯拉夫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变故最终影响了中南两党、乃至后来中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1948年6月，苏南两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南斯拉夫被彻底孤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

5、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毛泽东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显然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毛泽东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怀疑毛泽东可能不过是又一个铁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所以，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尽管当时对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并不甚了解，还是怀着对苏共权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响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认为以铁托等为代表的南共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南共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

6、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认真研究情报局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1]11月7日，《人民日报》再发表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述“为什么铁托集团的反苏立场会使南斯拉夫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而丧失南斯拉夫的独立，变南斯拉夫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其后一段时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党内学习及对民众宣传时均与苏共保持一致。　　南斯拉夫为顶住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其在各个领域不断施以的强大压力，只得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争取援助，试图在当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走一条

7、“中间路线”，这一路线在后来发展成为“不结盟”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公告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依据新的外交立场，新中国政府结合世界各国的不同态度，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与国民党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