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研究论文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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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

3、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

4、”译为“彭彪”，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

5、《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著者为和。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

6、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

7、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