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宋学观研究论文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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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来了解清代汉宋学术之间的相斥与互补。是耶非耶，还有望大雅君子指正。　　一、探究宋明理学范畴，重新阐释儒学意蕴　　对于宋、明学术，钱大昕从工具和思想两个层面上进行了驳难。在工具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人研究学术的方法进行了抨击，他说：“自宋、元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敷衍傅会，并为一谈，而空疏不学者，皆得自名经师。间有读汉、唐注疏者，不以为俗，即以为异，其弊至明季而极矣。”[1](P375)又说：“宋儒说经，好为新说，弃古注如土苴。”[1](P373)在钱大昕看来，宋人治经，不通训诂，率意改经，重视发挥，喜与前人立异，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实际上流于空谈，没有根柢。他的这种认识与当时的汉学家

3、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超出前人的议论不多。但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的认识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思想层面上，钱大昕对宋、明理学中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剖析。如他论“性即理”云：　　宋儒谓性即理，是也。谓天即理，恐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谓祷于天也，岂祷于理乎？《诗》云：“敬天之怒，畏天之威。”理岂有怒与威乎？又云：“敬天之渝。”理不可言渝也。谓理出于天则可，谓天即理则不可[2](P62-63)。　　“性即理”是程朱理学关于人性的一个重要范畴，由程颐提出，朱熹进行了完善。在二程的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道”、“天”为相同的范畴，“理”成之在人为“性”，则“天道”亦然。“性与天道，一也。天道降而

4、在人，故谓之性。性者，生生之所固有也”[3](P1152)。在二程看来，“天道”下降在人称为“性”，“性即理”，“性”与“天道”一。钱大昕对程朱的论述，有赞同，有驳难，他同意宋儒“性即理”之说，同意理为纯粹至善的道德标准，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说。在程朱那里，“性”、“理”、“天”是统一的，他们把封建道德提高到天理、天道的高度来认识，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钱大昕则将“天”从中排除，认为“性即理”，但“理出于天”。钱大昕意在剥去宋儒“性”论中神圣化、神秘化的内容，反对把那种抽象飘渺的形而上的“天”与“人性”联系在一起。　　由“性即理”出发，钱大昕反对李之才、邵雍所谓“义理之学”之外有“物理之学

5、”，“物理之学”之外有“性命之学”的说法，指出：　　夫性命之学有出于义理之外者乎？天下之理一而已。自天言之，谓之命；自人言之，谓之性；而性即理也。穷理斯可以观物，区物理与义理而二之，而谓物理之学转高出于义理之上，有是理乎？《中庸》，言性之书也，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故曰“道不远人”。凡离乎人而言物，离乎理而言性命者，非吾所谓道也[1](P249)。　　很显然，钱大昕批评那种把“理”玄学化，“离理而言性命”的所谓“道”，反对那种玄远空虚的所谓“性命之道”。他说：“圣人之道，至切近而可循，后人舍其易知易从者，而求诸幽深玄远之间，故其说支离

6、而难信。”[1](P249)　　对于程颐所谓“性”的内容为仁、义、礼、智的说法，钱大昕也进行了批判。程颐曾说：“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朱熹解释这段话说：“天下无性外之物，岂性外别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则但见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摄了孝弟在其中。”对于这样的解释，钱大昕批评说：　　《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又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与有子之言相表里。宋儒以孝弟为庸行粗迹，而别于空虚处求性，故其所言往往有过高之弊[2](P61)。　　

7、钱大昕批判宋儒学说，往往追寻先秦儒家经典中的原始说法，以此辩驳宋儒远离经典本旨。就上面一段而言，程颐在“性”中不列孝弟，朱熹为其弥缝，认为“仁”就包含了“孝弟”，钱大昕直接引用孟子的“孝弟”观和“良知良能”说，指出孟子只在纯粹道德层面上论述问题，而宋儒将其进一步发挥，朝认识论和本体论方向发展，把最能体现人伦的“孝弟”看作是凡庸俗事，在形而上的层次上探求人性，这样的作法是钱大昕所不能同意的。　　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道”一直是一个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