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而不文俗而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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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而不文，俗而不俗”元代文人散曲的文学传统是一个“文而不文、俗而不俗”雅俗整合的过程。散曲最明显的特征是“雅俗并蓄”。所有的散曲家在总体上均遵照次规范，但是在散曲文学中，一个作家的风格并不固定，有一个曲家呈现多种风格。一个曲家的作品，可能有特别高雅，不失格调的，亦可能有极世俗者，风格、趣味悬殊，却都是出自一人之手。散曲中的“雅俗并蓄”现象普遍存在，雅与俗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审美倾向在元曲中交融，这与元人散曲观念中有“乐府”，“小令”之别密切相关。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造语”项云：（不可作）枸肆语：不必要上纸，但只要好听，俗语、谑于、市语皆可，前辈云「街市小令唱尖新茜意，

2、”，“成文章曰乐府”是也。乐府、小令两途，乐府语可入小令，小令语不可入乐府。“小令”，是市井俗曲，“小令”为市井乡间所唱的单支歌曲，可能在曲调和文词两方面更带有俚俗的特点。也就是“枸肆”（勾栏）小唱。因此，这里的“乐府”与“小令”已不是体式的称名，而是两种文学风格和艺术趣味的代称。“乐府”与“小令”虽同为“曲”，但在表现内容和审美耍求上却大不一样。宋元时所谓“乐府”指文人所做的歌词，周徳清在《中乐音韵》中很清楚地讲：“凡作乐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谓之乐府，。如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论也。”宋元时所谓“乐府”指文人所做的歌词，有一定的修饰加工。《中原音韵•作词十法•造语》

3、中还对“乐府”的用语作了详细的论说。他认为：（可作）乐府语、经史语、天下通语。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格调高，音律好，衬字无，平仄稳。这就是他对“乐府”语言的要求。这里指出乐府语与小令语的区别，小令因为不需要作“纸上观”，只要“唱尖新茜意”，任情抒发，所以“枸肆语”亦可。“乐府”不仅要“耸听”，而且要“耸观”，所以一定要用经史语、天下通语，要求达到“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境界。所谓“乐府语”，指传统文人诗歌的语言词汇和语言形态；“经史语”指传统散文的语言词汇和语言形态，文人改造街市“小令”通常要带入经史语句，这是小令追求文雅的

4、一种方式，但是经史语句不可多用，更不可于全曲声文合美处全句用之，应该总体保持曲子通俗晓畅的风格。“天下通语”，即天下通晓的语言，与方言，蛮语相对，也与只在勾栏通行的俗语、谑语、构肆语，相对，当然其语意也要明白晓畅，不能是过于文雅的语言的如文人方能理解的“书生语”。这三种可作语无不是周德清认真思索，在“雅言”与“俗语”之间权衡的结果，并非文言必可取，并非俗语必不取。从他对“乐府”类散曲的造语准则可以看出，虽然其较“小令”的语言是雅的，但是其造语中有融汇有“经史语”、“天下通语”多种语言领域，这种对于语言的要求同传统的诗词比起来变得更为宽泛，散曲的语言变得通俗化，明朗化。散曲将“乐

5、府语”、“经史语”、“天下通语”融为一体，正是遵循了“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是周德清对“乐府”语言的规范。“文而不文”，“俗而不俗”在周徳清的“造语”的具体表现，就是诗歌化的“乐府语”、散文化的“经史语”、通俗化的“天下通语”交融而在散曲中变现出新的语言模式。“文而不文，俗而不俗”不能简单等同于有文有俗，或者文白夹杂，三种语言不是简单的混合，相加，是通过变化而达到融合的状态，是一个雅俗整合的命题。任呐先生为《作词十法》疏证云「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是曲之自然态度”，曲家这种创作的自然态度使散曲中充满俗文学的文采,但内质却是雅文学的。王骥德云：“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一文调，复伤

6、雕镂……雅俗浅深之辩，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已。”这都对曲家本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他还要把握好其中的尺度才能达到雅俗完美的融合。近代曲学大师吴梅先生《顾曲塵谈》说的明白“（曲）有雅有俗,雅非诗余之雅……至于俗则非i味俚俗已也，俗中尤需带雅。”乔吉的一曲很好的体现了这种“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造语特色。“山间林下，有草舍蓬窗幽雅。苍松翠竹堪图画，近烟村三四家。飘飘好梦随落花，纷纷世味如嚼蜡。一任他苍头皓发，莫徒劳心猿意马。自种瓜，自采茶，炉内链丹砂。看一卷道德经，讲一会渔樵话，闭上槿树篱，醉卧在葫芦架，尽清闲自在煞。（南吕•玉交枝•闲适）”乔吉的这首散曲无论格调还是语言都

7、是“雅俗并蓄”的，他较好的融合了传统诗文的精华与散曲的本色，使这首散曲呈现一种“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成熟风格。前四句采用诗歌化的“乐府语”呈现一幅恬淡自然的图景。重视直观呈现而轻视“意境”，多具体形象而少“意象”，缺乏“香草美人”会意指向，相应的则是“词语尘下”。没有诗词中耐人寻味的意象，所用之词都是易于理解的“熟字”。五、六句用的是都是浅显的文字，却传达出高远的意境。除去“乐府语”以下又将“经史语”和“天下通语”加以融汇。这种用“熟字”，三种语言形态的贯通，便是曲“文而不文，俗而不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