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论“项羽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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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外阅读】论“项羽之气”中国古代的文人，不喜欢以成败论英雄，与正史“成者王侯败者寇”的评价定式不同，往往给政治落难者多几分同情。即以楚汉战争的刘、项而论，后代项羽庙到处都是，唐代杜牧即有诗《题项羽庙》，据说毛泽东在延安曾书录之，而后代的刘邦庙又有几何？西晋阮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这里“竖子”当然指刘邦，无疑它是一种鄙称。最有名的是宋代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直接把项羽称为人杰鬼雄。那么，这些后来人又褒扬推崇项羽身上的什么东西呢？项羽在垓下

2、被围，自为歌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汉书·季布栾布田叔传》赞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履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田叔随张敖，赴死如归，彼诚知所处，虽古烈士，何以加哉！”究竟什么是项羽之“气”，我们体会是一种英雄气概，一种堂堂男子汉的光彩。在秦汉以后，此物随着贵族的退场而日益稀缺，又唯其稀缺而越加珍贵。刘项之战的结果，使人感到一种悲剧性的压抑，按鲁迅的话，即“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因此令文人们唏嘘不已。秦汉之际，被清人赵翼视为“天地一大变局”，说是“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的终结和“布衣将相之局”的开启（《廿二史札记·汉初布衣

3、将相之局》）。过去，人们多从是否主张分封的角度来比较评判刘项之优劣，主要着眼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未必全面。今天，我们从他们胸襟气度的角度出发，将发生在此一变局之中的“项羽之气”及其导致的人们政治文化取向加以剖析，应该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直道而不诡诈无论是战场作战还是政治布局，项羽都是直道而行，绝无矫饰做作之态。人们可以批评他残暴、愚蠢、刚愎自用，但很难说他狡猾诡诈。这一点他和政敌刘邦形成鲜明对照。同是观看秦始皇巡游，项羽脱口就是“彼可取而代也”，敌忾之情溢于言表，而不顾这可能带来的族灭之祸；刘邦说的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是矣！”此处透露出的

4、情态是艳羡和攀附，这种言语于他秦朝基层官员的身份是很合宜的。战场上，项羽从来都是直扑目标而不迂曲。巨鹿战前，项羽认为“今秦军围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却批评他不会“运筹策”。结果项羽杀掉宋义，“悉引兵渡河”，“与秦军遇，九战，绝甬道，大破之……楚战士无不一当十，呼声动天地”。项羽的这种风格贯穿始终。当来到函谷关“有兵守，不得入”时，他“大怒，使当阳君击关”。听说田荣自立为齐王，就“北击齐”；听说刘邦已破彭城，就“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下，“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一直到最后被围垓下，他还津津乐道于自己“起

5、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汉书·项籍传》）。这让我们想到了春秋时期那个在战场上“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而坚持“正道”拒绝“诡道”的宋襄公。虽然到了此时，由于“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但这种军礼精神依然不绝如缕。如井陉之战，赵国成安军陈余，“儒者，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汉书·韩信传》，结果惨败于熟稔孙子兵法的韩信之手。项羽政治上所为最诡诈之事，当为“杀义帝”。灭秦后，项羽不想让楚怀王掣肘，于是尊为帝，置之江南郴县。此事颇多蹊跷处。一是让谁去杀，杀于何地，《史记》、《汉书》各篇记载不同。《史记·项羽本纪》

6、说是“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史记·高祖本纪》说是“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史记·黥布传》和《秦楚之际月表》又都说是项羽“使九江王布杀义帝”，“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而《汉书·高帝纪》说，“二年冬十月，项羽使九江王英布杀义帝于郴”。究竟真凶为谁？义帝由盱台（今江苏盱眙）被迁徙到郴县（今湖南郴州），当时衡山王吴芮都邾（今湖北黄冈）、九江王英布都六（今安徽六安）、临江王共敖都江陵（今湖北荆州），三国皆义帝途径之地。清人洪亮吉《四史发复》认为，衡山、临江“二王虽受羽命而不奉行，故布独遣将击杀耳”。那么就是说衡山、临江王是

7、计划下手的人，而九江王英布是实际续成此事的人，故“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二是时间也不同。《史记》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所记都在汉元年四月，而《秦楚之际月表》在汉二年十月，《黥布传》在汉元年八月，共三种说法。《汉书·高帝纪》从《史记·月表》定为汉二年十月。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认为，“义帝以元年四月自临淮之盱台徙桂阳之郴，使人趣其行，不及一月可到。英布等追而杀之，则甫及郴即被弑矣。疑四月为是”。究竟何时，已无可考，但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就是刘邦知道这件事的时间。刘邦暗度陈仓又平定关中以后，走河东、河内到洛阳，已是汉二年三月。结果遇到当地一位

8、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史记·高祖本纪》）。如果说义帝是元年四月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