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同胞谈暴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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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吾尔同胞：应取消两少一宽犯罪就抓该毙就毙12名维吾尔族人的北京故事【编者的话】“暴恐分子与民族无关，暴恐分子是中国各民族的公敌！”近来，在新疆、云南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遭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各地严防暴恐事件发生的同时，也多多少少给在当地正常工作、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某些地方部门工作不到位甚至使维吾尔族民众出现了思想困惑。16日，《环球时报》邀请12位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请他们对在北京的生活、各自的困惑以及反恐形势畅所欲言。本报今天六版、七版推出特别报道，记录他们的心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是中国人”热汉古丽(女，44岁，民族文化宫信息中心副主任、副

2、编审，来自乌鲁木齐)：我是1988年上大学来到北京的。我从小在新疆军区大院长大，上的是汉语学校。大院里95%都是汉族，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好朋友。即使在“7·5”事件后，我也没觉得跟汉族朋友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但我能感觉到，在新疆的朋友，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他们会有这样的心理隔阂。我这几年回新疆，维吾尔族的朋友会跟我说以后别跟汉族人一块玩儿了，小心被自己民族的人收拾。我的汉族朋友还是会主动邀请我，但他们跟我在一起时会刻意回避一些东西。说实话，这种变化我特别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一代，还有不同民族的朋友，但下一代可能就越来越难做到了。现在，我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跟新疆当地的汉族小朋友交往越

3、来越少。有时候，一些氛围也会带来限制。在乌鲁木齐，虽然许多学校既有汉族学生，也有维吾尔族学生，但是他们会在一些事上被分开，比如维吾尔族学生生活都是维吾尔族老师负责，汉族学生则由汉族老师来负责。公共机构也这样，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维吾尔族人就由维吾尔族办事人员来接待。库尔班江(男，32岁，自由摄影师，来自和田)：1998年之前我一句汉语都不懂，汉语是自学的。我摆过摊，卖过烤肉。2006年我到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旁听生，没有学籍，但大学认可了我。第二学期寒假，我带着6名同学去新疆黑山村拍摄，那是新疆最偏远的村庄，骑毛驴要12个小时。我们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喀拉古塔格日记》，在全国

4、很多比赛中获了奖。之后我还在清华、北大、人大等各个高校办了很多新疆为主题的文化摄影展，许多人从我的照片中了解了新疆，了解了维吾尔民族。这次昆明发生的事件，也让我感到很难受。几天前，我出门打车，一连拦了7辆车都不拉我。后来一辆出租车的乘客在旁边下车，我拉开车门就钻进去，司机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又问我一遍，我说新疆来的，他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我说，“怎么，您不拉新疆人？”他还是启动车上路了。在车上，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他说有一次拉一个新疆人，那人觉得他绕路了，就把他的车窗打碎了。我告诉他，许多新疆人汉语说不好，而且去一个地方只认这一条路，是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一路上跟司

5、机师傅聊天，下车时特意问他：“你后悔拉一个新疆人吗？”他说“不后悔”。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普通百姓之间只是沟通出现了问题。其实，很多在京的维吾尔族人当年是北京邀请来的。1982年那时刚改革开放，北京一个考察团去新疆，看到乌鲁木齐南门市场火热的场景，觉得气氛很好，于是邀请一些人想在北京也搞这样一个市场。艾尼瓦尔老哥就是当时来的。他们都是北京的贡献者。艾尼瓦尔(男，62岁，餐饮业者，来自乌鲁木齐)：是的，我是1982年来北京的，那时候我们一共来了17个人。达伍提(男，39岁，个体户，来自喀什)：我有3个孩子，在北京一个月挣三四千元钱，基本上够一家人用。在老家，不少朋友比我挣得要多，

6、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北京，因为我喜欢在这里生活。穆妮热(女，23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职员，来自乌鲁木齐)：因为从幼儿园时起就上汉语学校，我身边的汉族朋友很多，有两个从小学一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今年我还收到他们从外地寄来的生日礼物，真的很感动。来北京大半年了，我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说到困难，除了会想家，最大的压力就是房租，其他都很好，幸福感很高，这就够了。最伤心不被包容多鲁洪(男，41岁，民族出版社音像部副主任，来自库尔勒)：我是23年前上大学来北京的。我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但我们当时所能上的最高学府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去不了北大、清华。我留在北京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事业

7、发展，也有许多辛酸苦辣：一方面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有住房、交通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饮食等习俗不同。我家不久前卖了新源里的房子，主要原因是辖区的派出所和街道机构等对民族和宗教政策认识比较少，我们很多方面不被理解，尤其是“7·5”事件之后。后来我搬到和平里，这里住着民族出版社各民族同事，街道等各机构对民族政策了解更多，我在这里感觉更能被包容。此外，在北京的很多维吾尔族人还会遇到一个难题：孩子入托问题，因为北京大部分幼儿园没有清真餐。现在孩子入托本来就难，维吾尔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