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正义战争与和平思想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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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孟子正义战争与和平思想引论引言提倡和平，反对战争是自孔子以來的儒家主流思想。孟子继承孔子的和平思想，在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战国纷争时代，周游列国，四处奔走，提倡王道，提倡和平，反对霸道，反对攻城略地的不义战争。虽然孟子的思想不合列国君主口味，木人不受重用，儒家理想难以实现，但孟子无怨无悔，绝不苟合阿世,表现岀泰山岩岩的大丈夫气概。然而孟子并非完全“迂远而阔于事情”，他对于推翻暴政、解民倒悬的正义战争，对于平定内乱，恢复和平秩序的吊民伐罪的战争表示赞同，并认为“仁者无敌”，表现出可贵的理想主义精神。但孟子只考虑战争的正义性，忽略国家规

2、模、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使王道仁政理想难以真正实现。即使实现，可能也要付出沉重代价。总结孟子战争与和平的思维教训，为王道战胜霸道提供可行的途径，对现代国家确立正义的战争观、捍卫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下文有删减）孟子贬斥春秋以来的历次战争，认为这些战争都是为了攻城略地祸害百姓的不义战争，即“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以下引用孟子只注篇名）。孟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称雄称霸的诸侯都是罪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在孟子看来，不以道义引导君主，不以仁义辅助君主，只是逢君

3、之恶，迎合君主的私欲,都是民贼，那些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能为君搞合纵连横，取得战争胜利的所谓良臣，都是民贼。因此，“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以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孟子的伟大之处在于认识到“不仁者”不可以得天下，“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离娄上》）秦始皇以武力霸道统一天下，短短二十几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就是鲜明的例证。但是，孟子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对于正义战争，维护人民利益的战争，孟子表示支持。正义战争，就是“以至仁伐

4、至不仁”，（《尽心下》）“至仁”是正义战争的主体，“至不仁”是正义战争的对象。所谓“至仁”，就是实行王道的国家，以仁义治国的国家，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一一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屮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至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公孙丑上》）。孟子对王道和霸道作岀区分，霸道是以实力或武力强制别人服从，既然是以实力称强称霸，必须是大国才能具备相当的实力，别的国家不是不愿反抗，只是由于实力不足，才暂吋放弃反抗。王道是以德行

5、仁，即实行仁政，王者以德服人，故王道国家不一定要大国，百里可以王天下。小国行仁政可以王天下，那么大国行王道更容易王天下。所谓“至不仁”，有两种情况，一是实行暴政，残害百姓，滥杀无辜，王道国家兴仁义之师，吊民伐罪，百姓欢欣鼓舞，急切盼望；二是国内动乱，民不聊牛，王师出动，解民倒悬，恢复和平安定秩序，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孟子认为，针对这两种“至不仁”情况而出兵讨伐,就是值得赞扬和支持的正义战争,当然，一切反侵略战争都是正义战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违背另一个国家人民的意愿，遭到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坚决反抗，就是侵略战争，就是非正义

6、战争，即使被侵略国家的统治者腐败无能，但人民不同意外国干涉，就不能借“仁义”之名发动侵略战争，横行霸道。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同吋还说“敌国不相征”（《尽心下》），敌国指身份对等国家，上对下为征，故敌国不相征，也可以引申为两个身份或性质相同的国家无权互相征伐。一个无道的国家没有资格对另一个无道国家假借仁义之名实行讨伐，一个流氓国家也没有资格对另一个流氓国家发动战争。更不允许以掠夺别国财富、控制别国资源为目的，假借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对别国发动侵略战争。孟子认为，只有真正实行仁政的国家，不是乘人之危，不是火中取栗，而是以仁义为目的，以别国

7、人民的利益和安全为目的，才有资格兴师问罪，保民安邦。这也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样的正义战争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故“仁者无敌”，“仁人无敌于天下”。（《尽心下》）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各国诸侯急功近利，亟亟于富国强兵，攻城略地，孟子的仁政理想难以实现，不免被人看做“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本人也不受重用。司马迁在孟子传记里记载了孟子见梁惠王，与梁惠王话不投机，所论不合。梁惠王数被於军旅，三战皆败，太子虏，上将死，忙于招贤纳士，急于寻求强国复仇Z道，利国Z道，而孟子却要他行仁义，行仁政，貌似所答非所问，确实有“迂阔”

8、之嫌，不能满足梁惠王的急切愿望。但本文认为，孟子的回答，要梁惠王行仁义，施仁政，一点也不迂腐，恰恰是针对魏国的实情提出的救国济困的最好建议！魏国的实情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苹而不知发”（《梁惠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