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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陶文研究的进展陈介祺集收藏、研究、著录于一身，他指出：“古陶与古玺印近，有以玺成者，有刻者……S“古陶文字不外地名、官名、器名、作者、用者姓名，与其事其数。”这些见解都很正确，为后人的研究开启了新路。我们在陶文中就发现有地名，表示陶器的产地，如“阳城”（6.21,图1）,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有官名，表示管理制陶业的职官或官署，如“左司工”、“右禾”（《陶汇》5.262,图2）,秦始皇陵陶板印迹；该官署也参与始皇陵制作砖瓦。有器名，表示陶器的名称或用途，如“公豆”（0477,图3）,官府所监造的釜（即官量器）。有作者姓名，表示制陶工师的姓名，
2、以示负责，“以考其诚”，陶工多有监管官署或乡里地名，如“安陆市亭”（8.1,图4）,陶瓮上的印迹，是安陆市府监制的标志；“咸亭当柳恚器”（《陶汇》5.1,图5）,即咸阳市亭所管理咸阳城内当柳里陶工恚所制造的陶器；“高木私”（3.417,图6）,“高”是里籍，“木”是工匠名，“私”是私印。还有用者姓名，表示使用者，即器主姓名，简称器主名，如“（宰）公之豆”（3.692,图7）,右起横读，“公”是器主，“豆”是器名。《陶汇》“左（弋）”（5.278,图8）,少府属官，掌弋射，应是陶器使用的官署。还可以再举出几种。上世纪30年代以后，陶文研究日益深
3、化，在具体的断代、划地、论器等方面都収得了较重要的成果。王献唐《邹滕古陶文字序》、柯昌泗《季木藏陶序》为研究古陶文的专论，指出陶文的出土地点、时代以及器物形制和文字书法的关系至为重要。王襄《古陶残器絮语》（《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将古陶残器的书法、画像艺术亦列入陶文研究的范畴中去,实启陶文艺术研究之先河。1935年，唐兰《陈常陶釜考》（《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一期）、张政?R《平陵陈得立事岁陶考证》（《潜社史学论丛》第二期），对如何利用陶文资料研究古史树立了典范。陶文的史料价值在于对战国时期的官私手工业的研究，可补文献的缺佚。王国维在
4、《桐乡徐氏印谱序》中，把它们比作甲骨、彝铭，可见英重要性。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考古工作系统、全面的深入开展，河南、山西、山东、陕西、河北等地均出土了一些陶文，提供了经科学发掘，出土地点和时代比较明确的陶文，这些资料使古陶文研究亦获得了可喜的突破。李学勤的《战国题铭概述》首次对战国齐、燕陶文进行了分国研究。继后，一些古文字学者如朱德熙、裘锡圭、俞伟超、袁仲一、李先登等人分别对陶文中的“者”、“市”、“亭”、“都”等字，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考释。牛济普的《河南陶文概述》（《中原文物》1989年第4期）对屮州出土陶文作了概略的论述。孙敬明《齐陶新探
5、》（《古文字研究》第14辑）、《齐国陶文分期刍议》（《古文字研究》第19辑）、何琳仪《古陶杂识》（《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4期）、王辉《秦文字集证?新出陶文考释》等等都是很有学术深度的论文。孙敬明《齐国陶文分期刍议》，通过对陶器印迹的考释及对有关墓葬制度、器物组合、类型进行的综合分析作为分期断代的基础，再结合有关古文字资料对印迹布局、铭文格式、书体特点推阐各期陶文的时代标记,考证出数十方春秋晚期的陶文印迹，女IT城阳（今莒县）莒里潮豆"（3.512,图9）、“城阳楚”（3.544,图10）、“城阳藏”（3.540,图11）、“城阳？”（3.
6、524,图12）、“城阳众”（3.537,图13）、“豆里?”（3.548,图14）、“众”（3.1311,图15）、“得”（3.891,图16）、“北里五”（0448,图17）、“高闾□里潮”、“王萃城□莒里”等印迹，说明春秋时期玺印己经广泛地使用于官营及私营制陶作坊。李学勤的《燕齐陶文从论》（《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集）、徐秉琨的《辽宁发现战国陶铭四种考略》（《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冯胜君的《燕国陶文综述》（《北京文博》1998年第2期）等等，则是研究燕陶的重耍学术论文，各有见地，都为陶文的深入研究做出了贡献。《古陶文书艺及其入
7、印》（师竹，台湾《印林》双月刊，1994年第四期）是一篇较早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观察陶文的辛文章，可以参看。在陶文研究的过程屮，有一个不能回避的术语问题，即“玺印”与“印迹”的不同概念，多被专家学者所忽视或混淆，必须加以研究与廓清。刻划在陶器上的文字统称陶文，陶文分为刻划文字、玺印压印的印迹文字、墨书朱书文字三类。瓦当及砖瓦上的文字也经压抑和烧制，也属于陶文的范畴。印迹文字（简称印迹）是用木质、陶质或铜质玺印在陶器的泥坯上铃记而成，这是陶文中最精彩，也是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也与玺印关系最为密切。但至今众说纷纭，尚无统一的称谓。学者或称“戳记”、“印
8、戳”、“戳印铭文”；也有称“印文”、“口沿上有'阳城'阳文印三方”、“器口沿存'阳城'印二方”，“打在陶器上的印章”；或同一学者有“古玺的印样”、“陶文印样”、“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