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资料-陈瑞华刑诉法修正案之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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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方周末 为了避免普通公民被随意监听、私人财产被任意没收、无辜者“被精神病”，立法者应该为相关人设置必要的权利保障和救济程序。 刑诉法时隔十五年大修，从目前公布的草案来看，亮点不少，比如媒体聚焦的近亲属可以拒绝出庭作证、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都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往没有的制度，它们中有的回归人伦，有的是朝更有利于保护人权的方向靠拢，确属进步。 仔细研读了草案的99个条文后，有三条新增的规定引起了我的注意。 监听、窃听等手段没有相应制约 草案规定了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权。所谓技术侦查权，也叫秘

4、密侦查权，指侦查员利用窃听、电话秘密跟踪、手机定位等高科技手段，在秘密状态下对嫌疑人采用的特殊侦查手段。之前实践中，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都在使用秘密侦查技术，这次明确授权公安机关对四类“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适用技术侦查手段，第一次准许检察院在贪污贿赂案件中行使技术侦查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使秘密侦查权本身无可厚非，它可以使侦查人员获取物证书证和更为广泛的言词证据，不用过分依赖嫌疑人的口供，可以防止刑讯逼供。另外，因为人证物证俱在，也可以防止翻供，容易把案件办成铁案。世界上法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样的规定。 但是，因

5、为秘密侦查权具有巨大的风险，比起搜查扣押、拘留逮捕，它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要严厉得多，宪法中规定的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个人隐私等权利更容易在这些侦查手段面前遭到损害，法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对这种措施的使用做出了严格的限制。 首先，秘密侦查权的使用要由中立的司法机构即法院来加以审查和授权，绝对不能让侦查机关拥有批准权。目前草案的规定就是公安局和检察院可以自己审批，自我授权，这就背离了权力相互制约的原则，很容易造成怎么方便怎么来，一旦滥用，便会造成人人自危。其次，对技术侦查权应当有时效和次数上的限制，在有效期过后如果想继续秘密侦

6、查，必须重新申请许可令。但这次草案放得很开，规定一次审批三个月内有效。这就意味着只要批准了对一个公民的秘密录音、秘密录像或者手机定位，三个月内可以每天24个小时监控你，而且可以无限期延长，时间次数不受限制，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第三，很多国家都规定，秘密侦查权只要存在滥用的嫌疑，作为“被侵权者”大的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告到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一审得不到批准还可以上诉到上级法院。而纵观这次草案99条规定，对技术侦查一旦滥用没有任何救济手段，既不能申请上级法院宣告无效，也不能申请同级法院实施非法证据排除，私权无法得到有效

7、的救济。 如何防止“文革式抄家” 草案中还新增了一个违法所得财产的没收程序。如果嫌疑人、被告人出现逃逸或者死亡的情形，法院经过司法程序，就可以在没有对他进行定罪的情况下，没收其“违法所得”。应当说，任何人违法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都要收归国库，这是无可厚非的。我所担心的是，公检法机关本身和案件赃款赃物的处理有利益上的牵连。实践中经常是赃款赃物经过几个弯，并没有上交国库，而是变相地变为公检法机关的办案经费。那么，究竟如何杜绝这种现象出现呢？从草案目前的制度设计来看，诸如检察机关启动程序、中级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法院发出公告等一

8、系列程序，无疑是对此有过考虑的。但问题在于，检察机关作为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机关，自行启动这种没收程序，这本身就有违客观中立的理念。这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检察机关为追缴“赃款赃物”而自行启动了一项民事程序。另一方面，嫌疑人、被告人究竟是否“构成犯罪”呢？在嫌疑人、被告人逃逸或者死亡的情况下，法院如何确定他是犯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