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前辈学者于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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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忆中的前辈学者于光远-历史论文记忆中的前辈学者于光远特约撰稿/王凡9月27日晚上,获悉于光远先生去世的消息。上世纪90年代,我曾数度到于先生家拜访,常常一谈两三个小时。但2000年以后,感觉到于先生腿脚明显地不太灵便了,他还有一大堆写作计划要完成,我就约束自己尽量不去打搅他……我曾在史家胡同8号院于家那所老房里耳闻目睹的一切,依旧历历在目。文字作媒介,我们没见面就相互认识了我第一次登门造访于光远先生,是在1995年春夏之交。那年1月,我的文集《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之一出版,其中有一段毛泽东的

2、英语老师林克的追忆,讲到了毛泽东关注基本粒子研究邀于光远、周培源到中南海家中漫谈的事。那天,林克代毛泽东把子光远、周培源迎进菊香书屋后,就离开了,并没有参与交谈。所以相关的内容,大概是毛泽东在事后同林克闲聊时吐露的。在那次交谈中,于光远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做为认识主体,而在人类社会中,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好?”但林克在对我追溯往事时将提问题的人说成是周培源。于是;做为当事人的于光远在《中华读书报》看到我转述的这一细节后,写了一篇短文,也刊登在《中华读书报》上

3、。于先生根据自己的亲历讲述了那次谈话的过程,并对提出问题的是他于某人而非周培源做了澄清。那是于先生第一次通过文字和我打交道。后来,《新华文摘》又转载了我写的《田家英的最后岁月》一文。于先生看到该文,勾起了对老朋友音容笑貌的诸多记忆,勤于笔耕的他旋即写了一篇《(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至此,从未见过于先生的我,已经被他两次提起。后来,一位友人对我说起了此事,还告诉我于先生曾询问过王凡是何方人士。对于中共党内知名学者于光远前辈,我是久仰大名。上世纪70年代,我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劳动时,初学政治经济学的读本之

4、一,就是于先生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自1992年,我开始从事有关中国现当代政治事件和人物的口述写作,有朝一日能够登门拜访于先生,自然是心存已久的期盼。我遂请这位友人帮助联系与于先生见面,友人很快就把此事联系成了。那天,我踏进于先生在史家胡同8号院的寓所,刚刚自报完家门,于先生就说:“噢,你就是王凡,你的文章我读过,我还写了一篇读后感呢。”接着,于先生告诉我他前些时候写了一篇回忆田家英的文章,因为对田家英自杀前后的细节一无所知,所以他在回忆文章中不曾言及此事。因此看到《新华文摘》转载了我的文章,便很有兴

5、趣地读了。他说凭他对田家英的了解和“文革”初期的亲身体会,觉得我的叙述是可信的,同时引起了他对一些相关事情的联想和思索,故而写了一篇“读后感”。于光远在延安与毛泽东第一次交谈正是由于田家英、林克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于光远前辈的距离。从田家英、林克说到陈伯达,由于他们都是给毛泽东当秘书的,自然又会说到毛泽东的另一位大秘书胡乔木,他们都是笔杆子,是中共的“秀才”,话题又沿着“秀才”们展开。对于中共的秀才们,于先生的见解是:不能根据是否在理论口官眉耍职来判定,比如是不是担任过中宣部的部长或副部长。中共秀才是指

6、长于理论,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报告和写文章的人。我们还一起掰着指头计算了有资格跻身“秀才”圈子的人物。于先生说“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周扬、杨献珍,可以说是中共的大秀才。康生参与了组织毛选编纂和‘九评’,也应算一个。其他一些和我年纪、资格差不多的人,就算是二流秀才吧,如吴冷西、胡绳、姚溱、徐立群、熊复、邓力群、田家英、王惠德等等。”于光远说他从到延安以后,同毛泽东见面的次数不算少。在延安,开会、看演出,领袖和群众在一起的情况还是时常有的。但近距离地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次数并不多,他记忆中也就那么四五次。其实,

7、在于光远刚到延安不久,就得到了一次与毛泽东相对而坐交谈的机会。1939年末到1940年初,延安筹备成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作为中央青年委员会的于光远,承担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于光远并不像多数理论家那样,喜欢坐在书斋里或伏案无已时,让思维只在意识和精神的空间驰骋;仅仅把在演绎和逻辑推理中获取新认识新提升,当作最大的乐趣。他特别喜欢参与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一旦产生新的想法,就急于亲自动手试验去加以证实。他喜欢观察别人操作,并在观察中思考如何利用科学的原理去阐释甚至变革操作,然后试验出一种更科学的操作方法。他

8、是一个既长于深思,又对参与实践乐此不疲的理论工作者。从他少年时曾梦想做一个行侠仗义的武侠;在自己伯父亲眷开办的作坊里当技师,试制日用化工产品;到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到各地发展组织,直接领导和参与抗日宣传活动的历史,都让人感觉到他的这一特点。1940年1月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主要组织者于光远,带着另一个研究会的筹备骨干一刚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屈伯传,叩开了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他们是来向毛泽东汇报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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