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记者为丹麦环保童话鼓与呼-环境生态论文

《环保记者为丹麦环保童话鼓与呼-环境生态论文》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环保记者为丹麦环保童话鼓与呼-环境生态论文环保记者为丹麦环保童话鼓与呼文、图/董彩霞丹麦能源与环境记者协会（FEM）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如何运作的？环境记者如何进行报道？笔者最近见到了该组织的前任会长斯汀·哈德维格·雅克布森（SteenHartvigJacobsen）和现任会长耶斯博·彤彪（JesperTornbjerg）。前会长雅克布森1986年毕业于丹麦新闻学院，曾在《工程师》和丹麦有名的大报《政治报》等多家报刊工作，现任《丹麦能源报》主编。除了当主编，他还经常到丹麦各地采访，撰写能源方面的文章和书籍，并主持一个能源方面的博客。现任会长耶斯博·彤彪也是记者出身，1977年开始在

2、《出口》杂志工作，这是一个由丹麦能源部、丹麦工业协会、丹麦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及丹麦工程师协会联合出版的刊物，以后他又在其他与能源有关的杂志工作，主要侧重丹麦的能源政策、出口、节能和科研领域。耶斯博讲道，两次“石油战”（指1973-1974年和1978-1980年的“中东石油战”）对丹麦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当时丹麦是一个石油纯进口国，国家经济因此严重受损并导致大量失业。面对这一困境，政府想到的头一个办法便是节能，要求民众限量购买汽油、周日不得开机动车、室内屋顶改装压低，冬天室内限制最高温度等。1976年丹麦政府制定了第一个节能规划，接下来便是1981年的节能规划。电厂这时也开始用煤产电，煤

3、从波兰、美国和拉美进口，接着便开始搞大型区域性供暖项目。此后不久，丹麦在北大西洋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这才使能源问题得以缓解。“石油战”使丹麦人更加注重能源利用，并开始开发新能源。丹麦能源与环境记者协会（FEM)丹麦非政府组织繁多且多种多样，光是记者协会就有多种，如农业记者协会、交通记者协会、体育记者协会等等。丹麦能源与环境记者协会也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最初源于两个不同的协会，即丹麦环境记者协会和丹麦能源记者协会。丹麦环境记者协会成立于1991年，适逢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前夕。能源记者协会成立于1995年，耶斯博·彤彪是其创始人之一。2004年，两个协会正式合并

4、。协会由一个领导小组管理，它包括会长、副会长、网页编辑、秘书、财会等。领导小组成员每年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会员多为涉及能源、气候和环境报道的记者，来自纸媒、电视和广播。除此之外，还有广告宣传人员、学者和研究人员、相关部委的工作人员等，共150-160人左右。协会每年召开会员年会，除了报告协会的工作进展，还利用这一机会搞讲座，一般都请环境部长等政界人士来讲政府在环境和气候方面的运作。协会有自己的网页，几乎每天向会员们提供信息，同时将丹麦各类能源公司、政府机构、大学等提供的相关消息也发在网站上。“环境和能源记者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持续不断地跟踪环境和能源方面的最新信息和发展过程，”耶斯博·

5、彤彪说。丹麦大约70%的环境政策和法规源于欧盟，可见欧盟对丹麦的影响有多大。为此，协会每年组织一次“布鲁塞尔行”。作为会长，斯汀·哈德维格·雅克布森每年要花出几个月的时间与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主管环境、能源和气候方面的官员、议员和专家们联系见面，了解欧盟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制定过程和最新动态。面向未来，重在解决措施美国70年代发生的“水门事件”对整个西方新闻界产生了巨大而且深远的影响。“要是谁能像挖出‘水门事件’的那两个记者，谁就是英雄，”前任会长说。“当时记者的理想就是当调查记者，曝光社会的黑暗面。但搞调查实际上要花很多力量，有时记者还需要律师的协助。记者若打算揭露某个部长，必须拿出确

6、凿证据。好在丹麦这类事情一年中也没有几起。”现任会长补充道。丹麦的《信息公开法》（Offentlighedsloven）规定记者有权向公共机构索取调查所需的相关资料。这些公共机构包括国家、县市级、官方机构和大型半公半民所有制的企业，如电力、天然气和供暖公司。记者若想得到《信息公开法》允许范围内的相关资料，首先要向某相关机构电话通知或是递交书面申请，相关机构需在7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若相关机构拒绝提供资料，需要在答复中表明原因，并提出法律依据。若记者想得到该机构对于某一案件办案的全部处理资料，可以要求对方提供所有办案资料的目录，这样可以帮助记者检查资料是否有缺失。记者报道受时间限制，最

7、怕资料不能及时跟上。记者若发现相关机构故意拖延，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告状，最高层次是国会委派的公共监察员。经调查，公共监察员有权要求该机构必须交出相关资料。2013年开始实行的新《信息公开法》对环境方面的资料有了更加宽泛的规定，使记者可以更快、更全面地得到环境问题方面的资料。现任会长说，“丹麦新闻界有自己的同行奖，称为Cavlingprisen。这一机制鼓励记者们在报道中不带政治色彩，勇于跟踪某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并协助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上世纪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