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患病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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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农村居民患病行为研究摘要：利用2004、2009年的CHNS数据，以疾病严重程度和收入作为划分标准，分析农村居民的患病行为。从选择治疗情况来看，农村居民的卫生服务体现垂直公平性，但缺乏水平公平性；从就诊率及住院率来看，二者均呈现上升的态势；从首诊医疗机构来看，诊所比例下降，而乡、县比例上升，低收入群体的就医主要集中在村、乡两级，而高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乡、县两级。关键词：农村居民；患病行为；疾病严重程度；收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图分类号：F328文献标识码：A患病行为模型主要是揭示医疗服务如何被利用以及为什么

2、这样被利用。Karl和Cobb认为患病行为是指患病个体采取措施验证疾病是否存在并且寻找减轻疾病痛苦的方式[1]oAndersen[2]认为预置、能力和需要是影响患病行为的重要因素。预置因素主要指人口学参数，社会特征变量（宗教、种族、职业、教育水平等）和对医疗服务的认知；能力因素包括医疗保险、家庭收入、地区所在位置等因素；需要因素主要指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认知。患病行为的结果主要通过医疗卫生服务利用水平来体现，具体包括卫生服务的类型（医院、医生、药品的类型）和就诊途径（一级、二级、三级医院）。Andersen［3］分

3、析各因素对就诊率和住院率，去看牙科医生的比例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需要因素的贡献因子最大，其次是能力因素中的收入因素。而国内关于患病行为的系统研究较少，李智英［4］利用国家卫生服务调查资料分析影响居民求医行为的因素，张春汉［5］利用中部地区一个农村社区的调查资料主要从治疗方式、就诊时机、购药地点、看病路线、就诊机构、医生类型等几方面来反映患病行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缺乏对全国农村居民的患病行为的纵向分析。本文的数据源自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CHNS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和中国疾病

4、预防控制中心共同设计的调查。该调查采用多水平和随机群体抽样的方法，收集了有关人口健康、医疗保健、营养、家庭收入等信息。CHNS分别在1989、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年共做八次调查，调查区域涉及东中西三个区域,覆盖中国九个省，每个省选择4个县，具体包括一个高收入县，两个中等收入县，一个低收入县，同时又在每个县中抽选一个县城镇和三个村落，三个村落的收入情况又分别代表该县的高、中、低三类。本文利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实施前后的调查数据，比较新农合前后农村居民

5、的患病行为，揭示新农合对农村居民疾病行为的干预效果，反映农村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问题。新农合始于2003年年末，当时中央政府选择少量试点县开展新农合，2009年覆盖率超过95%。考虑到2004年大部分地区都未实施新农合，已经实施的地区新农合的刺激效果还不明显，所以本文选择2004年和2009年进行分析。在变量选择方面，根据Andersen理论模型和CHNS问卷，选取疾病严重程度和收入两个变量，利用治疗方式，就诊率及住院率、首诊医疗机构来反映患病行为的结果。一、治疗总体情况本文利用Stata10.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6、删除城市居民的调查样本，去掉样本缺失值，分别获得2004年和2009年的农村居民调查样本5818和5919个，四周内患病人数分别为831人和932人。由于患病人数较少，若根据疾病严重程度将收入水平五等分，则每份样本数量较少。为避免影响结果的真实性，在此将收入三等分。见表lo表1显示，疾病严重程度不论怎样，各年份“就诊”的比例最大，其次是“自我治疗”，最低是“不理会”。这符合常理，大部分人身体不舒服时，都会寻求“就诊”，对于一些常见病比如感冒、高血压、冃肠类疾病可以“自我治疗”，“不理会”的原因或是疾病过轻没有引

7、起的足够的重视，或是疾病过重无法医治，或是收入水平较低没有能力医治。如果不考虑收入，比较2004年、2009年各种疾病严重程度下治疗方式的变化，则会发现：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自我治疗”的比例下降，“不理会”比例下降，'‘就诊”比例上升。疾病程度反映需要水平，从公平角度出发，需要水平高者应得到较多的卫生服务，卫生服务利用体现垂直公平性。如果考虑收入，比较在相同疾病严重程度下，不同收入水平下的治疗方式有差异。当疾病不严重时，中收入的“就诊”比例最高，高收入的'‘自我治疗”比例最高。健康知识增强，时间价值观念改

8、变使更多的农村居民采取自我治疗。随着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多的农村居民关注健康知识的获得与疾病防治的方法，对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治疗的能力。在考虑是否进行治疗和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治疗时，一部分居民会根据自身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作出权衡。虽然一些常见病采取到药店买药或者其他替代疗法是可行的，但同时也存在着风险，比如滥用药物，耽误治疗；当疾病一般时，高收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