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文人们的孤独

《魏晋时期文人们的孤独》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魏晋时期文人们的孤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感孤独是一个人通往心灵的唯一途径，是发现自我的唯一方法。“古来圣贤皆寂寞”。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有在哲学、艺术、政治上有杰出成就的伟人，无不具有孤独而忧郁的气质。既是此意。今天，好多人都把孤独和寂寞连在一起用，觉得它们意义一样。其实，孤独和寂寞是不同的。蒋勋老师在《孤独六讲》里写道：“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是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确定生命与宇宙间的对话，已经达到了最完美的状态。”这种生命与宇宙间对话的孤独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2、文人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充满忧患的痛苦悲哀的时代，在此四百年中，除了西晋曾有数十年短暂的统一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全国分裂状态。即使是西晋，它也未曾出现过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可以说，这四百年基本上是所谓的“衰世”时期。与此前的汉代，此后的唐代相比，它只是两大统一强盛帝国之间的一个“中间时期”。这一时期政权交替频繁、政治迫害严重，现实中充满了苦难。魏晋文人在维艰的生存空间中普遍存在一种深重的孤独意识，并在孤独中努力探索超越灵魂痛苦的道路。然而，魏晋文人又是“

3、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这在中国漫长的社会传统中是很罕见的。那么，魏晋文人们的孤独意识到底从何而来，并对他们内在独立人格的形成有什么影响呢？魏晋文人们的孤独意识有着复杂的社会成因，其中理想的落空、信仰的缺失是最直接的作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积极入世的。“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价值取向；辅助明主，建功立业是其人生理想之最高坐标，因此出仕成为他们实现理想的必经途径。然而当时动荡的时局和森严的门阀制度断绝了魏晋文人的仕途之路，不管是主动的斥拒，还是被动地承受，理

4、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都使他们陷入了孤独与痛楚之境。面对政治上的失意和人生理想的破灭，儒家“独善其身”的信条又使他们从“外索”转向“内求”，孤独导致了独思，独思又加深了孤独。理想之失落使魏晋文人深深的陷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孤独和悲哀之中。其次，信仰的缺失也使得他们充满了孤独感。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兴起和高涨给本已日趋衰落的儒家带来了极大冲击，儒家学说的两大信条——出仕与礼教，在这一时期都受到了普遍怀疑。由于当时政局动乱，旧礼教早已不复存在，更有甚者，打着“名教”的幌子，却干尽篡位夺权、欺世盗名的勾当。如鲁迅先生在《

5、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就写道：曹操当权时，曾下诏求人才，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可他后来杀孔融，竟借不孝之名，说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到后来，司马懿之杀何晏、嵇康，仍是袭曹操之故智。所以礼法简直成了统治者剿杀异己的工具。面对统治者借“礼教”之名进行的种种无耻勾当，那些原来的礼教信奉者陷入了深深的痛苦、迷茫之中，于是以竹林七贤为首的魏晋文人们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作为对统治者倡导的所谓“礼教”的一种强烈反抗。而他们的行为也真正做到了率直任性、放荡不羁，一

6、洗世人之虚伪作风。然而这种反抗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快乐，而是一种莫名的痛苦。阮籍在侄子阮咸加入竹林七贤之后，却不让儿子阮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一生“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嵇康在给儿子《家训》中那一条条“小心”、“避嫌”、“守志”、“全节”的庸碌教条，与他高傲的为人对比，不正说明他骨子里对自己的放荡行为也不以为然吗？可以说，以天下为己任，以礼教为行为准则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一旦对出仕和礼教这儒家两大信条发生怀疑，从而失去人生的支撑点，他们便会感到不知所措，如身悬半空，迷惘空虚而孤独无助。《世说新语》中说：“阮籍时率意

7、独驾，不由路径”，正是其内心信仰缺失的下意识表现，而穷途痛哭则更是孤独无助的痛苦！然而，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孤独无助的感觉，他们才可以在隐逸山林的同时进行思考、进行生命与宇宙间的对话，从而形成他们各自独立的人格。所以在他们的价值世界里，山林既是全身保命的避难所，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的栖身地，但同时也是独立自尊人格之载体。可以说，当魏晋文人滋长疏离皇权政治的孤僻意识时，他们便开始了自己独立人格的构建。　　魏晋文人们的孤独是被动的，更深层次上是一种姿态，一种自我保护。他们以孤独作为对人世黑暗和人生痛苦的激愤批判，这

8、已经不止是个人的穷达哀乐，而是人类命运的思考者与负荷者的孤独。他们寻求着超越这黑暗和痛苦的自由，他们的孤独是高尚者的孤独，同时也是悲剧性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