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昭王铜器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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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2008生殷都学刊4l西周昭王铜器新探王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摘要：昭王铜器至今仍是西周早期铜器断代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拟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籍以器形、纹饰等诸多要素，特别从金文字形书体的角度在已确定的标准器中选取富于变化的高频单字对年代争议颇大的铜器重新梳理并审视西周早期特别是昭王时期铜器的时代特征，并强调西周铜器断代中器形、纹饰、铭文三要素形态演变的价值和意义。关键词：昭王铜器；器形；纹饰；字形书体中图分类号：K876．4l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l一0238(2008)03—0041—05目前学术界通常将西周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又划为前、

2、后两段，昭王铜器恰好处于早期前、后两段之际，其器形、纹饰、铭文之间的发展具有过渡阶段特有的不平衡性，对其进行分期断代殊为不易，争议颇多。关于昭王铜器的争论至今已持续70余年，不仅涉及西周早、中期铜器所属王世、时代特征的确定，也关系到整个西周时期铜器发展序列的重新审视，更会牵连那些存疑铜器铭文所载史实的深入研究，意义重大。学界普遍注意到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分期断代方法和标准的确立上，因此充分利用铜器器形、纹饰、铭文、埋藏情况等，采取综合研究的方法以掌握各类要素的演变规律，对我们深入了解昭王铜器极其关键。西周铜器研究围绕分期断代体系的确立业已形成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局面，但对器铭字形书体演变规律的认

3、识则较为薄弱，特别是对西周昭王铜器器形、纹饰、字体三要素发展的不平衡性缺乏系统梳理，尽管早有学者提出“目前铜器类型学研究存在的较为突出的第二个弊端，是对铜器铭文字体书风的研究普遍不够重视，⋯⋯，尤其是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趋于鼎盛，铭文字体书风(包括章法布局及书写风范)呈现出许多形式的变化，焉能对其发展之迹掉以轻心”⋯，近来也已经出现了《金文字形书体与20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㈨、《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㈨等针对金文字体与铜器断代研究方法十分有益的探索，然而某一阶段具体工作的开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昭王铜器的确定，我们将采取个案分析的方式籍以器形、纹饰等诸多要素，尝试利用张懋锫先生《金文字

4、形书体与20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一文提出的“金文字形书体标准器断代法”从已确定的西周标准器中选取富于变化的若干高频单字(见附表)对以下年代争议颇大的13件(组)铜器重新梳理并审视西周早期特别是昭王时期铜器的时代特征，以强调西周铜器断代中器形、纹饰、铭文三要素形态演变的价值和意义。1．令器：包括令方彝、令尊和令簋。由于令器铭文字数较多，且涉及康宫、周公子明保、成周、南征等诸多西周早期重要史实，作器者又为殷末遗民，世代史官，因此成为解决西周早期一批铜器时代归属的关键点，七十余年来学者们极为重视，关于此组器的年代亦众说纷纭i4】。郭沫若、陈梦家等认为属于成王时期，唐兰等学者认为属于昭王时期，刘启

5、益认为此铭中有王姜，时代应定为康王时期。关于令方彝的形制特点，与折方彝一样腹部外鼓，说明已与商末周初方彝有所区别，圈足[收稿13期】2008—05．20【作者简介】王帅(1980一)，男．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青铜器教学与研究。万方数据42殷都学刊2008年和器身有明显分界，器盖和腹部饰典型的饕餮纹，器缘下方的颈部饰分尾龙纹，龙体修长，圈足亦饰小鸟纹；令尊的腹部形态亦近于昭王时期折尊。从字形书体分析，令方彝、令尊器铭虽有商末周初诸多保守特征，如“唯”字写法近于德方鼎、何尊，“令”字跪跽状卷曲较明显，近于何尊、宜侯矢簋，“尊”、“于”则近于何尊、献

6、侯鼎、宜侯矢簋等成、康时器，行款亦欠整齐，然而另一些单字写法如“赐”、“宝”、“彝”均为成王至康王前期不见，令尊“公”字写法近于窨鼎，令方彝“公”字两竖很短，形态为成王时器不见。关于令簋，其颈部所饰顾首小鸟纹，相同式样的小鸟纹为穆王时期常见¨1，令簋字体较有特色，与令尊、令方彝不同，“唯”、“于”、“令”、“公”、“尊”、“宝”等字写法近于折尊等器，均为康昭以后常见。综合比较“成王说”失之过早，令方彝、令尊时代稍早，置于康昭之际为宜，令簋则应置于昭王时期。2．明公簋(鲁侯尊)：陈梦家、刘启益认为此器形不同于一般有座之簋，铭中所记史实为成王时期，属于成王时器，唐兰认为属于康王时器，彭裕商则指出器

7、铭提到令彝的“明公”，伐东国之事亦同，属于昭王时器。从字形书体分析，“唯”字写法出现较晚，与大盂鼎近，“令”亦是康王晚期以后写法，近于大盂鼎、折觥、班簋、丰卣等，“公”字两竖形态近于窨鼎、令尊等，“彝”字写法则近于昭、穆时期的敬驭觥盖和丰卣。综合比较置于昭王时期为宜。3．师旃鼎：陈梦家认为此器记白懋父北征“⋯⋯以花纹、形制上看似应下移至康初”，彭裕商、刘启益等则认为铭文所提“伯懋父”学界多证为昭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