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个新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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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是个新道统2010年10月22日10:24经济观察网今年5月1日晚，我和阿城、刘索拉在索拉的798工作室夜谈。阿城说，自由民主是一个新道统，此言不虚。这和徐友渔所说的“自由主义学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异质性”是一个意思，他还说：“要充分估计华夏民族接纳一种现代政治学说的困难。”和传统政治学说相比，自由主义在中国，可谓其生也晚。以洛克的《政府论》(1690)问世为标志，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大体成形于17世纪的英国。其后，洛克同胞斯密的《国富论》(1776)从经济层面丰富了古典自由主义。这两本书解决了三大问题：一是高张了人的权利，指出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来自世俗同意；二是

2、限制政府权力，不让它恣意妄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三是经济发展要靠市场，靠自由竞争，能够自由运用知识、智慧、财富的经济状态，是最佳状态。两百年之后，自由主义登陆中国，首创者当推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准确地说，严复是系统输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第一人。1902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的中译本取名为《原富》。1903年，他翻译出版穆勒(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论自由》。严复几经选择，将中译本取名为《群己权界论》，强调群体与个人的权利界限。严复给中国带来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严复高度评价个

3、体自由的价值，特别看重言论自由。他还强调实证方法和经验论，推崇西方立宪民主制度，倡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不过，严复在自由之上又加上了国家富强的目的。他说，人民有了自由，国家才会富强。于是，国家富强成了第一位的东西，自由成了第二位。自由到底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价值？在二者必择其一的时候，有些人就选择了工具而放弃价值，这就在自由主义问题上导致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长期的紧张和冲突。敏锐的严复，看到了自由主义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冲突。他一针见血地说：“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除严复之外，自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40年代，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

4、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丁文江、梁实秋、罗隆基、储安平、殷海光等人，从不同角度为推动自由主义发展做出了努力。1949年，大规模革命切断了自由主义思潮的进路，自由主义归于沉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兴起，自由主义久旱逢甘霖。萧功秦说：“自由主义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出现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这话不错。“文革”惨剧之后，社会各界对个人价值和权利的迫切呼唤，昭示了自由主义思潮长期冬眠之后的复苏。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80年代反复开展“反自由化”运动的压力下，当时社会上没有

5、人明确举起“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由主义思潮在压力下萌芽潜行。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大学开展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和生存了一年多的西单墙大字报，较多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呼声。尽管如此，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潮仍然有一段蜜月期。当时，双方有共同的阶段性目标：打破个人崇拜，冲决思想禁锢，扩展个人自由，呼唤民主法治。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思想解放”，这也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在这个口号下面，实际上涵盖了各种不同的主张。自由主义思潮认为，思想解放的目标是实现自由、人权、民主，最终建立宪政民主国家。80年代，围绕“清污”、“反自由化”等问题，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

6、逐渐产生分歧，但二者仍然共同致力于扩展私营经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其后，在政治改革等问题上，邓小平思想与自由主义渐行渐远，自由主义思潮逐渐遭到挤压，被边缘化。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自由主义主张遭受严厉批判，陷入低谷。在低谷中，知识界对于“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的长期性和渐进性。理性温和的自由主义渐渐上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批判了“左”倾原教旨主义政治教条，启动大规模市场化改革，思想解放重新抬头。自由主义思潮历经磨难，获得新生机。自由派知识分子坚决反“左”，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经济领域深入变革，并且在全

7、球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私营经济、保护私人产权、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最高决策层再次形成共识。与此同时，“左”倾思潮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公开反对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给执政者造成极大困扰，自由主义与执政者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整个中国的政治光谱当中，自由主义对于新老左派否定改革开放、颂扬“文革”的主张，对于反全球化、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发挥了制衡作用。自由主义认为，“文革”必须否定，改革开放是救治中国的唯一坦途，全球化是历史大趋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十分必要。正是在“二度暖春”的背景下，1990年代后期，诸多学人以学理形式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