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律 与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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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与发展徐显明各位参会专家，大家上午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法律与发展。我将阐述法律在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道德进步等方面的作用，同时会论及法律为了发挥这些作用自身所需要的改革。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但我希望通过讨论这些问题，能够说明中国法律的意义并希望能够澄清一些误解。（一）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曾指出：“一个国家如果具有稳定的政府、可预知的法律变动方式、有保障的产权以及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就会比缺乏这些制度的国家取得更大的投资和增长。”马克斯·韦伯也曾经提出：“法律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基础，其中合同法和财产法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在韦伯看来，欧洲法律制度由于提供了市场参与者需

2、要的对市场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所以法律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论证了产权保护制度的作用，进一步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由此，经济学家们得出结论：经济发展一定是法律制度的结果。这个结论在古典哲学家那里也得到了支持。休谟曾经说：有三项基本的自然法：财物的稳定占有；基于同意转让财物，以及“允诺的践履”。任何社会不遵循这三项基本原则，都不可能得到维持，它们作为铁律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政府的责任是用法律来承认它们。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民、商事法律...和维护市场经济运转的那些法律，基本精神就是确认这些自然法规则。

3、这些法律保护了产权和正当的市场交易，激励人们把精力和资源投入生产性、创造性活动，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独哲学家支持西方经济学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观点，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亦持相同立场。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在小农经济和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封建法律对产权的保护具有软弱性和不确定性。每一次农民战争，王朝更替，都使得土地在无序中重新分配，封建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是由于法律束缚了产权的流转，是法律使经济原地踏步。上述正反两种论证，似乎结论应当是确定的了，那就是：法律才是经济发展或不发展的原因。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恰恰没有支持这一观点。用西

4、方经济学的观点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往往是徒劳无益的。一位中国的权威人士在哈佛演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时，只字未提法律的作用。他认为是中国的举国体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廉价的劳动力及国企发挥主导作用这四方面，创造了东方神话。我赞同他的部分观点，但认为还应有一个重要的补充，那就是中国采用了世界上最宽松的环境管制与被称为GDP主义的意识形态，法律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充当被冲毁了的堤坝的角色。中国经济创造的奇迹，如其说是法律的结果，莫是突破法律的结果。正是在经济领域中的无法可依和不断摆脱现成法律的束缚，中国的经济才获得了原始动力和创造力。在中国经济与法律的三十年的关系史中，法律的意义始

5、终是第二性的。换句话说，它始终是被动的，它的作用绝不像一些法学家所说的那样，具有预见性和引导性。它所发挥的作用，表现为去承认经济改革的结果，去服从和保障由经济改革所形成的新的秩序，而最终，其意义表现为在2004年宪法上出现的保护“...私有财产权”。至少这三十年，不是法律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一点不同于中世纪因罗马法复兴而使商品交换快速扩展到全世界。而是经济发展催生了一个比较粗糙或者叫“宜粗不宜细”的法律体系。尽管它的总量已达235部，但能用于诉讼的，却不足三十部。为守旧者、懒惰者立规矩，为发展者、改革者留空间，这可能是中国式的法律与经济关系可称得上成功的经验。我不敢想象，如果三十年前中国

6、即有235部法律，中国经济还能否创造出今天的奇迹。去承认和维护经济的权利，已是中国法律的巨大进步，而说是法律在引导经济和调节市场，即经济已经法治化，我担心如此判断是夸大了法律的作用。我们必须承认，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至少在目前，都大于法律的作用。有物权法，也有公益补偿的宪法原则，但仍避免不了被拆迁者自焚的悲剧，这不断发生的类似案例，即说明法律相对于市场与政府而言，其至多是第三位的。（二）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有三个原则性指标：第一，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也就是人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体现在政府的公共决策当中；第二，公民个人的自由所受到保护的程度。第三，这个国家的法

7、治水平。当然，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政治文明不但具有独立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而且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社会经济民主方面即自由市场形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让全世界都在受益。在政治民主方面，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往往被世界所忽略或低估。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由于政府高度集权的结果，他们把经济成就归功于以大一统为特点的所谓“中国模式”。而在中国，另一些人则...认为，政治文明与经济发展无关，甚至认为政治民主、公民权利会为政府发展经济的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