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社团”研究的经典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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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造社“社团”研究的经典化进程咸立强收稿日期：2007—01—30咸立强（1977—），男，山东平邑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专业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006）摘要：创造社“社团”研究走过了萌芽、奠基、发展、沉寂与兴盛等几个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政治、文学与市场不同视点的聚焦。在郭沫若、郑伯奇等创造社同人及其他创造社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社团研究已走上了经典化历程，出现了郑伯奇模式等难以逾越的成果。创造社“社团”研究经典化的历程，为剖析文人、社团与社会各种因素的互动提供了绝好样本。关键词

2、：创造社；社团研究；经典化；郑伯奇模式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由文学而社团，由社团而文学。牵扯因素至为繁多的文学社团在研究中自然成为难以全面阐释和把握的文学现象。文学社团的叙述和研究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文学、社团成员和文学运行的外在机制，还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政治文化的社会语境等密切相关。在个人主义难觅真踪的现代中国，文学社团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还与小集团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有着难以割舍的关联。时移世易，牵扯诸多因素的文学社团，其研究必然随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动。综观二十世纪，社团意识由世纪之初

3、的萌芽，到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然后成为现代文坛基本构成力量，再到被限制研究和讨论的话题，最后迎来近期的全面兴盛。个中变迁显示出历史的沧桑，又蕴涵着许多值得注意的人文现象，已成为需深入探讨的社会文化问题。在此，我们以创造社“社团”研究的经典化历程透析制约文学社团研究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八十多年来，创造社研究大体可划分为萌芽、奠基、发展、沉寂与兴盛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从创造社的成立到被查封，是创造社研究的萌芽期。自成立以来，创造社就是倍受人们关注的焦点。早期相关述评文字可划分为“文学”和“社团”两个领域。“文学”方面包含创作主张

4、、美学思想、艺术成就等等，“社团”包含社团发展流变的历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团内部及与其他社团间关系。在“文学”方面，闻一多对郭沫若《女神》的批评，围绕郁达夫《沉沦》展开的批评（如仲密（周作人）的《〈沉沦〉》），在创造社研究上都具有开拓性意义；“社团”方面来说，则有成仿吾《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今心《两个文学团体与中国文学界》、周风《六年来文艺团体兴亡一览》、王铸《创造社的重来》等，描述了尚在发展进行中的社团轮廓与特色。另外，钱杏邨《郭沫若及其创作》和卜蒙龙《冯乃超和穆木天》等，作为成员个体文学活动的简略研究，也是创造社研究不可

5、或缺的组成部分。统观这一时期的创造社研究，创造社“社团”方面的述评大多都是些简单的批评文字，而且多与“文学”方面的批评纠缠在一起，还没有造成独立存在的地位。一方面是处于起步期的研究很难避免的简单和粗糙，另一方面也与这一时期社团尚兴而团体意识并不被看重有关。在那个时候，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过去不久，不论是否参与这场运动，时代文化氛围都使那代知识分子个人而非组织发生着浓厚的兴趣。初期创造社同人用以自我标榜的，不是团体性或有组织的社团，而是自由性和随意性。郭沫若在《编辑余谈》中宣告：“6/6我们这个小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

6、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由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1]陶晶孙也说：“（创造社）并没有同人合议之制，不采用团体组织，随便什么人可以加入。”[2]当时，现代文坛尚未确立，崇尚个体的知识分子们对团体组织普遍地不甚注意。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从团体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探讨文学社团的问题自然难以出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社团、集体的意识得到空前强化。章克标说：“现代是集团的时代，个人主义已经没落了，一百只狗实在胜于一只老虎。”[3]虽然创造社已不复存在，但社团同人的团体意识却依然连绵不绝，而且在有意识地以亲身经历建构创造社

7、发展历史。在这一时期，就社团的研究而言，创造社研究出现了第一个丰收期，一些影响深远的研究评述文章，皆在此时出现。首先，就是以郭沫若《创造十年》及其续编为代表的回忆述评文字的出现，包括《“眼中钉”》、《文学革命之回顾》等，为创造社的言说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框架结构；另外，其他创造同人如张资平、王独清等，也贡献出丰富翔实可资佐证的回忆文字，与郭沫若一起勾勒出创造社发展的历史进程。将创造社同人的回忆述评视为研究之一种，乃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作为回忆，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一种是倾向于文学创作性质的，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沈

8、复《浮生六记》，叙述的与其说是“就是如此”的事实，毋宁说是经过艺术加工处理后“应该如此”的创作；另一种则是偏向于研究考证性质的，这类回忆不仅想要还原历史，还在努力试图说明“为何会如此”，但回忆的形式却赋予了它以很强的主观性色彩，从而与客观的叙述研究区别开来；至于追思怀念等可归